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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化利用中的地方文化精英
  作者: 王曉華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4-11 | 點擊數:355
 

   我國旅游業發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在實踐中相輔相成,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競爭力源于其差異性和地方性,而非遺則保存了目的地的地方性和獨有的品質,并在實踐中成為旅游吸引力的重要來源。傳承人制度在我國非遺保護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現實發展中這一制度也有值得思考之處。

  一.非遺傳承人制度的歷史作用和歷史背景
 
  選拔有代表性的傳承人進行政策扶持、精神褒獎、身份認可和經濟資助,是我國非遺保護的一項長期政策,在實踐中這一政策已被證明行之有效。地方政府出于地方文化重塑和地方經濟發展兩方面的動機,以權威的姿態介入了非遺保護之中。這種官方的在場支持了非遺的發展,各類型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得到了常態化的、制度化的保障。當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進行非遺傳承項目,設立專門的場所,培養年青一代的非遺傳承人。這些都在非遺的保護和傳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的非遺在當地政府的政策保護之下,已成為當地旅游吸引力的一部分,作為當地的文化符號對外輸出,并大大提高了當地人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感。
  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非遺傳承人制度的成就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在改革開放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之后,席卷全球的現代性所帶來的問題逐漸顯化,人們需要一個“前現代”式鄉村,希望在田園牧歌般的生活里逃避現代性帶來的壓力,非遺則恰好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需要;其次,很多民俗由于各種原因岌岌可危,甚至到了散佚的邊緣,政府亟須找到保護非遺的工作突破口;第三,“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工作思路給地方政府提供了民俗轉化為現實經濟效益的路徑。在這種情況下,傳承人制度便成為了非遺保護的工作抓手。多年來通過自上而下地確認和輔助非遺傳承人,以國家意志的權威身份,為已十分脆弱的非遺及非遺傳承人群體提供繼續存在下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認可,符合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要求,因而也取得了顯著成效。
 
二.非遺的特點與保護的要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中的各種要素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非遺傳承人制度在現實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表現在各種類型的非遺保護之中,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和分析到這一制度的弊端和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挫傷其他傳承人積極性、評價不公等問題。從表面上看,這些問題似乎是零碎的、偶發的,但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這些表象上的矛盾實際上決定于非遺本身的性質。
  非遺的特性是:從時間上來看是歷史性的、動態性的;從地域上來看是地方性的、流動性的;從參與范圍來說是廣泛的、群眾性的。非遺傳承人制度主要由政府主導,試圖將地方日常生活中的民俗遺產化,將其從日常生活的語境中抽離出來,塑造成為當地的文化符號。但文化符號化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是固定化的,傳承人評定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是精英化的。評選出來的遺產得到了官方認定,變得體制化、標準化;傳承人級別高低分明,甚至最終脫離了民間生活。那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性、參與性和活性也都無從談起。
  總的來說,非遺具有活態性、民間性、生活性的特點,但是傳承人制度作為非遺的保護的重要路徑卻帶有固定性、標準化、精英化的特征。這個矛盾可以看作是現代性和地方性這對矛盾在非遺問題上的表現,可以說是非遺保護和傳承之中固有的、結構性的矛盾的體現。
  因此,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必須處理好幾個問題:第一,誰來做。非遺保護的主體性問題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和討論。誰是非遺的主人,怎樣平衡國家在場和民間在場的關系,這不僅是個學理問題,更是一個根本性的嚴肅的實踐問題,并由此發生出其他幾個問題。第二,做什么。在已有的國家與民間并存的二元化體系中,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如何既保持本真性又保持活性,對于有些已經在現實中脫離當地人現代生活的民俗,應該怎樣賦予其現實意義,如何以地方性的發揮來應對現代性的變化,喚起當地人對非遺的文化認同與傳承動機。第三,怎樣做。在非遺保護和傳承中,共時性方面文化符號的搜集、提取、解說、記憶,認同的全過程的各個階段,及歷時性方面的問題上,政府、市場、個人等多個力量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幾個層次,應分別發揮何種作用,又如何相互協調,形成一個分工配合、完整有序的非遺保護體系。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并直接關系到非遺保護的思路和方法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的問題。
  對以上問題的思考必須放在民間力量逐漸興起,市場力量逐漸完備的前提下來進行。傳承人制度框架下的政府力量權威、鮮明、強勢,但是多種非遺的保護傳承實際上依靠的不僅是個別的、官方認定的傳承人,而是為數眾多的地方文化精英,他們扎根于民間,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并在非遺保護中發揮著越來越明顯的作用。就非遺的性質來說,非遺起源并扎根于固定的地理區域,基于民眾的生產、生活而產生發展,并參與構成這一地區民間的群體記憶。在這個意義上,要解決前文所提的三個問題,非遺的保護和傳承不能僅僅依靠傳承人,而應該將扶助的范圍擴大,盡可能地依靠基層民眾和地方文化精英,對他們的活態性非遺實踐進行保護。
 
  三.非遺保護的兩類發展路徑
 
  那么,在地方非遺保護傳承的實踐中,地方文化精英是否能承擔非遺保護的重任?在非遺保護中起到了何種作用,該作用又是如何發揮的?以非遺文化資源豐富的陜西省為例,可以看出,非遺的發展路徑基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以陜北說書、華縣皮影為代表,其特點是在傳承人制度出臺之前,靠著純粹的民間傳承已經有了比較固定的形式,并有其代表人物,在非遺保護相關政策出臺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廣大。如陜北說書一直在民間流傳,一代宗師韓起祥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開始對陜北說書進行拓展和創新。其后的張俊功不僅對傳統書目進行了仔細挖掘整理,還對傳統說書形式進行了深刻變革,開創“走場說書”形式,并對伴奏的樂隊進行了改革,添加了許多新樂器,糅合了更多的現代元素,使陜北說書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陜北說書發展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就是說,陜北說書在很長時間里,都處在“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的自在、自發狀態。到了2006年,陜北說書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韓應蓮、解明生成為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政府通過對陜北說書進行全面普查,集中采集老(盲)藝人和代表性說書藝人,采錄說書曲目、舉辦培訓班、舉辦大賽等方式扶持這一民間藝術。在政府和民間兩方力量的作用下,目前陜北說書流派眾多,商業演出發達。
  第二種類型,以華陰老腔為代表,其特點是政府在發掘和整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老腔在民間一直處于純自發的狀態,且多數情況下是皮影的伴唱,并不獨立演出,曲譜多年來缺乏整理,在年輕人中傳承者甚少。2001年,作為政府職員的黨安華偶然發現了張喜民的皮影戲班子表演,說服藝人們將老腔從皮影中獨立出來,走上了演出的前臺,并組成表演隊伍,推動了老腔的迅速走紅,張喜民成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由于當地政府的積極組織,以往散落民間的、未能得到藝術研究學者們青睞的老腔成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當地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啟動、引導并進行經營運作的重要角色。短短十幾年,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老腔不僅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有系統地保護起來,還出現了市場化程度頗高的商業展演,可以說已完成了從自發的民間藝術到較為成熟的商業展演的轉換過程。
  可以說,在以上兩種發展路徑中,非遺的旅游化利用是官方和民間兩種力量共同支持的結果,其中地方文化精英的作用不容忽視,他們因為其數量較大,占有的資源多元,都在實際上承擔了非遺傳承的一大部分工作。在實際工作之中,政府的在場在多數情況下仍是以地方精英的形式得以體現,并實際上通過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實現。根據與政府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可以將地方精英分為兩類:
  第一,有官方背景的地方精英。如韓應蓮不僅是陜北說書國家級傳承人,也先后在延安市、陜西省曲藝家協會擔任要職,并積極參與說書藝人的培訓。黨安華識別出了老腔的文化價值和民俗價值,對老腔進行了更適應現代演出形式的改造;他是老腔發展歷程中政府方面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重塑地方文化形象的作為。
  第二,“草根”型的地方精英。如韓起祥、張俊功等,即使是現在,陜北說書也大多由民間藝人自發傳承和表演。在老腔傳承中也是如此,將原本已散佚的曲譜重新整理和完善起來的是毫無官方背景的地方文化精英。在各類型的非遺保護和傳承中,除一些專業館隊外,還有大量民間藝術團、家庭班社和單獨行動的藝人活躍在各種類型的展演舞臺上,在真正意義上承載著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是這項工作的主力軍。
  由此可見,在實踐中,非遺的保護和傳承并不是單獨依靠官方和民間中的一類,二者同樣重要,他們各有機遇,但在地方文化的表達上都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地方精英既是當地人,又是文化展演的中間人,憑借不同于一般成員的文化背景、政策敏感度和人格魅力,維系著整個團隊,是團隊的組織者、領導者,展演機會的尋找者、聯系者,突發事件的協調者和處理者。對內,當地文化精英保存了非遺中地方特色濃郁的品質,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引導著非遺的發展方向。對外,地方文化精英代表當地人積極把握了旅游發展這一機遇。
  可以看出,地方精英的權力來源不僅包括政府給的權力,也包括個人人格帶來的權力,市場賦予的權力,幾種力量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相結合。兩類地方精英,并不與官方和市場的力量完全對應,而是有競爭也有協作,互有補充,將官方和民間的力量綜合起來共同擔當了地方民俗的整理者、翻譯者和傳遞者。可以說,活躍在舞臺上的,實際上為非遺傳承做出突出貢獻的地方精英,獲得了民間認同和市場認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認定,官方認定的傳承人也在市場上有很好的口碑。
  由以上可以看出,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是多渠道的,其中地方文化精英的作用不容忽視。
  首先,在思想方面,要對非遺有信心。非遺作為民間文化,有其明顯的張力和韌性,它總是能在傳承中變化,在變化中調適,既帶有官方意識形態的色彩,也有民間行為自主的風格;既能延續和傳承,也能吸收和創造。因此,有理由相信,非遺有能力將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官方與民間進行糅合。非遺的保護從根本上是要回歸日常,回歸民間。如彭兆榮所指出的,遺產最終需要回歸家園,回歸地方。要讓非遺在它原本的文化空間中進行自然的傳承,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傳統才是非遺生存和延續的土壤。
  其次,在行動方面,要應該充分調動社會的綜合力量,為地方精英的參與提供空間、便利與制度化保障,使得他們能夠有機會、有渠道、有話語權;發揮市場的力量,使未能入選為“非遺傳承人”地方文化精英有更多的表現機會;同時也要培養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土壤,也就是當地人的文化自覺,使非遺以更積極的姿態融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構建非遺傳承的內生動力。而國家在其中的角色主要是建立并維護法律秩序,保障參與的各方都遵守游戲規則,特別是非遺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文章來源:《旅游學刊》2019年第5期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梁春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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