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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鳴]三十而立——中國都市人類學的發展與展望
  作者:周大鳴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31 | 點擊數:742
 

   

  摘要:中國都市人類學的發展既受國外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影響,也源自中國都市化進程的驅使。中國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30余年。期間,都市人類學在實踐中不斷地總結、反思,使學科體系日漸完善。研究主題涉及學科理論與方法思考、城市人群研究、鄉村都市化研究、城市化問題研究等,呈現多元化特點,也凸顯了中國研究的特色。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內容在延續,是一個沒有結論的話題,在繼承中有反思、批判,未來既要傳承,也要創新。都市人類學在未來仍然需要繼續推進傳統研究,同時,要注意把握新時代都市化進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使都市人類學的研究體現時代性與創新性。
  關鍵詞:都市人類學;30年綜述;方法論
  作者簡介:周大鳴,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廣州,510275)。

  人類學自產生以來,經歷了從簡單社會向鄉村社會,再向都市社會發展的過程。人類學傳入中國已有百余年,在相當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研究少數民族的學科;改革開放以來,人類學開始進入漢人社會研究,轉向研究鄉村社會、都市社會。都市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并不長。從1989年首屆都市人類學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至今有30余年。在此,對中國都市人類學研究的30年做一個簡單的回顧,以總結過去,展望未來。
 
 
        一、國外都市人類學的發展脈絡
 
  要全面了解中國都市人類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就必須將其置于國外都市人類學研究的脈絡中來考量。都市人類學在國外的興起的時間也不長,大概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果更往前追溯,可推至社區研究、芮德菲爾德鄉民社會的研究、非洲銅礦帶的研究等。所以,人類學從鄉村到都市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先從鄉村、社區的研究,然后到一些小鎮的研究這樣的一個過程。
  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社區研究,即利用一些綜合的策略,包括參與觀察和其他研究技術以試圖了解單一的社區。社區研究以美國學者林德夫婦的“中鎮”研究和華納(W.Lloyd Warner)的“楊基城(Yankee City)”研究為代表,這既是美國都市人類學研究之始,也開啟了國際都市人類學研究。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做了墨西哥農民社會的研究,他在《農民社會與文化》中,將民間文化與都市文化做了一系列的比較,提出了“大傳統”與“小傳統”概念。后來很多人類學家,比如福斯特、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也到墨西哥的鄉村再去做研究。福斯特提出農民“幸福有限觀”,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提出了著名的“貧困文化”理論。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都市人類學的興起,便是跟隨研究對象,從鄉村到城市的一個過程,而都市人類學研究也表現為這樣的一個過程。
  都市人類學的早期研究,還有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礦山及各種各樣城鎮的研究。比如,關于贊比亞銅礦帶城市的研究。另外,還有對城市起源的研究。因為城市的起源,涉及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城市國家與農業的起源幾乎同時。著名的考古學家柴爾德認為,都市的興起是一場革命。都市在人類的歷史發展中,可以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有很多人類學家致力于討論都市為什么會突然興起,興起的動力來自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樣的原因使得大家都開始在城市里面居住?這個討論的過程,一直都在持續。因此,可以說這種早期的考古學研究,早期對城市起源的研究,都影響到都市人類學的興起。
  都市人類學正式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是在20世紀70年代。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杰克·羅爾瓦根(Jack R.Rollwagen)在紐約創辦《都市人類學》(Urban Anthropology)刊物,正式將都市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獨立分支學科,自此,都市人類學的學科名稱固定了下來。然而,當時國外都市人類學研究關注的主題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其研究主要關注以下幾個主題:城市貧困;“鄉—城移民”及“城市中的農民”;都市鄰里關系;志愿社團的適應功能和結構;親屬關系在城市中的持續性;角色差異的分化及網絡分析技術的應用;族群和族群性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是貧富的差距很大,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向貧困開戰的口號,貧困人群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這也是為什么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關于貧困文化的研究會有那么大的影響。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大量的鄉村人口開始向城市移動,鄉城移民也成為另一個關注點。比如,離美國比較近的墨西哥有大量移民進入美國城市,滿足了美國工業化所需的大量人力資源(類似于我們現在的農民工)。伴隨著大量移民進入城市,農民進入城市以后如何適應?鄉村社會里面的一些人類學的主題,比如說親屬制度、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各種各樣的網絡關系等,進入城市以后會有什么影響?這些都成為都市人類學關注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后,都市人類學進一步發展,同時又對既有研究進行反思與批判,集中起來,有以下幾個不足需要注意。第一,已有研究比較關注底層社會,比較關注貧困人群,而忽視了對社會上層、富人、中產階級和決策者等的研究。第二,忽視對城市的“世界體系”的透視,僅注意鄉城移民和國際移民推拉的文化意義,而忽視對資本主義重構和全球流動性的分析。比如,在華僑研究中,總是從中國的角度去研究,而不是從世界的眼光去看華僑,忽視了華僑對整個世界經濟文化的推動作用。第三,僅注意工作場所和工作關系而缺乏對本地居民與活動的比較。第四,缺乏對婦女、性別和性生活的比較研究。第五,缺乏對人的整個生命周期的探討,都市人類學家重視老年人研究而忽視青年人的教育和培訓研究。第六,對都市宗教、衛生和大眾文化缺乏興趣。第七,社會基層政治很少用來作為中心研究課題。第八,強調都市生活的秩序和連續性,較少調查社會關系的結構和轉化。
  20世紀80年代的都市人類學在批判的基礎之上,有繼承與發展,也表現出了一些新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提出了“城市不是一個孤島”的理論,將都市的研究置于整體性的研究視角中;其次,擴大了研究視野,強調對都市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再次,研究主題集中在都市人群的研究上,研究都市人群的人口密度、權力關系、人群結構以及人群之間的關系;最后,研究的地域從英語國家擴展到世界各地,都市人類學被各國廣泛接受。
 
  二、國際都市人類學研究主題
 
  國際都市人類學強調對都市的全方位研究,再不僅僅是一個鄉村人類學的延續,不是把鄉村的題目延續到城市,而是一個擴展到對一些城市里所特有的各種組織、各種宗教、各種內容的新的一些主題研究。
  研究主題集中在都市人群,關注都市人群的人口的密度、權力關系、人群結構以及人群和人群之間的關系。整個芝加哥學派都在討論這個話題。鄉村的人口相互之間很熟悉,城市里的人口因為相互陌生而形成相對的陌生感、疏離感等等。但是,筆者的觀點其實是與芝加哥學派有不同。筆者認為,中國的城市發展是把鄉村的熟人社會或者熟悉社會的這一套制度搬到了城市。比如,大院制度、單位制度,就可以說是把鄉村聚落的這套方式搬了進來。每一個大院,鄰里之間非常熟悉,其實是一個熟悉的社會,這種社會最大的好處,是基層權力的控制成本非常低。
  研究的地域,也從英語國家擴展到世界各地,所以都市人類學開始被各國廣泛接受。像英、美及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因為有過去的殖民地去做研究的傳統,它很容易延續都市研究。筆者去過荷蘭的萊頓大學,他們就一直延續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過去做印度尼西亞的鄉村研究,現在做印度尼西亞的大都市研究。
  20世紀70年代,城市變遷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比如,艾倫·斯瑪特和約瑟芬·斯瑪特認為,城市化不僅指的是城市的成長,也包括了現有都市所有的變化,他們重點關注了城市變遷研究中的三個問題:第一,是探討隨著生產過程的世界擴展和知識的日益重要,城市的中介職能是否已萎縮;第二,是考察人們在全球化城市中的生活發生何種變化。這些變化一方面表現為日益加劇的隔閡和不平等,而被歸為社會排斥和手指狀分割的浮現,另一方面也包括人們對這些壓力的不斷抵制,并積極建構自己的社區;第三,是通過關注跨地區、隸屬多國的公民身份以及跨國社會遷移,思考跨邊界聯系的建立和維系對于城市轉變的作用和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都市人類學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方或東方的視野,而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來討論。不再是從西方看西方,不再是從東方看東方,而是從一個全球的視野來看一個城市。從Horace Miner(1953)到Aiden Southall(1998)的許多學者,推動了都市研究跳出西方城市的局限,而關注各種類型城市的發展歷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歷史其實很長,其歷史往往又與遠距離貿易和創新傳播之類的跨文化聯系密切相關。隨著全球范圍內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擴散與發展,都市人類學關注全球城市化和都市生活的跨文化的、民族志的和生物文化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都市中的移民、住房供應、社會和空間組織、非正式經濟體系及其他課題。
  除了全球化以外,移民與跨國主義的理論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流行。做此類研究的學者認為,全球化的動力因素之一,即是來自移民與跨國主義。當下,人們比較少講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而比較多地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兩個詞的基本含義相近,但很難說清楚這兩個詞到底哪個更好。全球化應該是時間和空間概括得更長一點,大概可以從整個地理大發現,從殖民時代開始算起。跨國主義主要是由于跨國移民的興起,跨國主義理論隨之興起,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有關跨國主義的文章非常多。關于移民現象,繼澳大利亞之后,加拿大成為海外移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其中71.2%的移民定居在多倫多、溫哥華和蒙特利爾三大城市,近半的多倫多市民出生在國外。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城市的移民聚集居住,他們保持各異的消費習慣,并影響著都市的形象和活力。
  都市人類學跨國主義視野下的研究點在于:對跨國行為的限制以及政治聯盟如何改變這些限制;宗教組織的加入;跨國族群邊界的橫向聯系;跨國主義對性別關系的影響。所有這些過程,都影響著都市景觀的面貌和性質。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負都市化(deurbanization)現象,也成為都市人類學家關注的話題。負都市化主要是指隨著汽車的普及,交通便利,使得大量的人口住到郊區去,即都市中心衰落,同時大量的中產階級郊區化。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城市非常明顯。筆者90年代初時曾到美國,當時美國的都市中心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少數族裔居住的地方,主要是黑人居住區,其公共環境并不理想。美國社區的建設是來自地方稅收,當高收入人群搬離都市中心后,稅收自然減少,城市建設隨之缺少資金。
  在此情形下,美國在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復興都市中心,負都市化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關注。與此情形相關的是,中國50年代的反城市化研究。可見,都市人類學的研究越來越多元化。
  1985年12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了一次題為“面臨都市化過程中的家庭”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學術討論的范圍涉及都市化的模式與影響,家庭在都市化背景下的變遷、國際移民、城市中的種族與文化、貧富隔離問題、城市居住環境、城市暴力、城市中的婦女與兒童保護等問題。都市人類學在城市家庭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這是一個遺憾。婚姻家庭是人類學最傳統的研究話題之一,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它相對于鄉村來講可能是變化最大的。比如,筆者曾經調查過的鳳凰村,離婚率是零,而反觀城市里的離婚率卻日漸升高,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
  綜合來看,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呈現多元性特征,但在主流學科里,聲音還不是很強。《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都市問題評述》(Urban Affairs Review)、《都市及區域研究國際輯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三大都市研究主要期刊,2002年共刊載173篇文章,其中只有2篇是人類學家撰寫的,比例只有1.1%。都市人類學家需要將自己融入都市研究更廣泛的領域中,同時還應該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致力于發現研究城市變遷的新方法。
 
  三、都市民族志與研究主題
 
  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類學科學重建,都市人類學逐漸進入中國。然而,筆者及研究團隊在1987年開始做都市人類學的課題時,仍算人類學的“異類”。中國都市人類學的發展與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的顧定國(Greg E.Guldin)教授有很大關系。1986年,顧定國到中山大學做訪問教授,開設了都市人類學課程,還帶研究生到南海、花縣做實習調查,開展珠江三角洲地區都市化的研究。此后又與云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在云南、福建、西藏和廣東做都市化比較研究。另外,當時為了合作研究,還在中山大學和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辦都市人類學培訓班。在顧先生的大力推動下,1989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開了都市人類學國際會議。1992年6月,中國都市人類學會(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成立。該學會是由從事有關都市人類學教學、研究的機構和人員,以及從事城市工作的部門和實際工作者自愿結成的全國性、非盈利性的學術研究團體。該會長年編輯出版《中國都市人類學會通訊》及其他都市人類學相關研究成果。2000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人類學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就是由中國都市人類學會承辦。
  回顧國內外學者出版的都市民族志,已翻譯成中文的國外民族志主要有:《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都市里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鄰里東京》《泰利的街角:一項街角黑人的研究》(有的翻譯成《街角社會》)、《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的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遠逝的天堂:一個巴西小社區的全球化》《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它實際上寫的就是北京的浙江村),以及麥高登的《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等。此外,還有一些英文著作。從這些著作可以看到國外都市人類學在做什么研究,既有不同國家,也有都市村莊、各種小鎮等不同主題。
  國內的都市人類學民族志成果近年來也比較多,在此亦列舉一些。比如:項飚做的北京浙江村研究——《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馬強在廣州做的廣州穆斯林研究——《流動的精神社區:人類學視野下的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研究》;張曉春的《文化適應與中心轉移:近現代上海空間變遷的都市人類學研究》是關于上海空間變遷的研究;有關上海火車站流浪兒童研究的《流浪兒:基于對上海火車站地區流浪兒童的民族志調查》;朱健剛的《國與家之間:上海鄰里的市民團體與社區運動的民族志》;王琛的《漂移的時空:當代中國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是關注深圳的苗族;李榮榮的《美國的社會與個人:加州悠然城社會生活的民族志》;富曉星的《空間文化表演:東北A市男同性戀群體的人類學觀察》;秦潔的《重慶“棒棒”:都市感知與鄉土性》;夏循祥寫香港市區的重建民族志——《權力的生成:香港市區重建的民族志》等。從這些民族志看,很明顯,中國都市人類學是關心一些亞文化群體,像拉拉、男同、流浪兒童等,也關注西部少數民族到城市里面的情況。
  筆者查閱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有50余篇是關于都市研究的。綜合民族志和學位論文,可以看到都市人類學的研究主題:
  第一,是關于農民工的研究。第二,是對城市中少數民族的研究,這也是對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研究。第三,是關于都市化的研究。第四,是國際移民的研究。第五是關注都市病癥包括貧困、艾滋病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
 
  (一)農民工的研究
  改革開放后,農民工的出現和井噴式的增長,使他們成為城市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都市人類學針對農民工的研究有很多,尤其注重采用人類學傳統的田野調查方法,以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學界關于農民工的研究,往往跟隨農民工移動的足跡,既關注到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狀況,也探討了農民工跨區域流動對鄉村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革的作用。筆者也曾做過一些農民工研究,最早是1989年在國際人類學會提交的一篇有關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的文章,最近又寫了一篇農民工研究30年的文章。筆者在農民工研究中,有點貢獻的,是提出了一個鐘擺理論。就是說農民工在輸出地和輸入地,像鐘擺一樣搖動,因為城市不會把農民工容納進去,那么他最終只能回到鄉下,就像鐘擺一樣。另外,筆者在對珠江三角洲外來務工人員的考察中,發現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在生存狀態方面呈現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就此提出了“二元社區”的概念。即指在現有戶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區(如一個村落和集鎮)外來人與本地人在分配、就業、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體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認同,構成所謂“二元”。
  還有一個是散工的研究,這也是筆者首次提出的概念。農民工的研究者中,大多關注的是企業正式雇傭的工人,然而,還有大量非正式雇傭的人流入城市,筆者將其稱為“散工”。散工大致可以分成四類,一類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一類是搬運工,在城市里的各種搬運工;第三就是做保姆或者鐘點工的;第四類就打零工的。散工在城市里大量存在,然而,因為非正式雇傭,他們的合法權益常常難以保障,這也是城市社會問題的一個反映。對于城市化的行為主體——農民,理論界給予的關注是極其不夠的,在城市化這個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上,我國長期以來固有的“為民做主”決策模式從來都不問農民。所以,“誰有權力、誰有資格決定農民能或不能進入到哪一類、哪一級城市”,是值得研究的大問題。
  農民工研究已經派生出很多新的研究,如留守兒童研究、隨遷兒童研究、留守老人研究等等。
  農民工權益與聲音,是中國都市人類學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在關注的問題,而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可就其他關于城市研究學科對農民工的忽略或是偏誤進行自己力所能及的修正。筆者對此是比較樂觀的,社會大眾會逐漸地意識到農民工的重要性。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上市,馬云帶去了4位農民工,而結果是這4位農民工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同時附帶了一些話:因為有這樣一個人群,使得中國能夠有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能夠“保八”成功。農民工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馬云看到了,國外的人也看到了。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為什么能夠發展起來,就是因為農民工當快遞員,建立起廉價的、快捷的、覆蓋面廣泛的投遞網絡,我們每個人都是受益者。隨著農民工重要性的體現,大家就會對這一人群日益關注。國務院在2000年以后,就已經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農民工管理辦公室。
  最后,是關于城市新移民的研究。筆者專門做了一個這樣的課題,研究地點是廣州、沈陽、杭州、成都等6個大城市。現在大量的新移民進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增長,包括像東莞,專門用了一個詞叫做新莞人。筆者曾經要求一位學生去做一篇論文,題目就是:新莞人在哪里?因為政府出了一個這樣的題目,成立了新莞局,所以我們就去調查什么是新莞人,結果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新莞人。政府的目的就是想讓外來移民融入本地社會,這是一個很好的初衷,但是能不能達到目的,還是個問題。在城市里,以地緣連接起來的人群越來越普遍,這意味著地域的認同非常強。那么,地域性認同什么時候開始形成,也是一個問題。在中國,不但是每個地方的地域性認同很強,而且不同地域的人也會有地域性歧視。之前筆者講除了民族的問題,還有地域的人群問題,這也是要引起大家重視的。曾經在深圳、廣州好多工廠,打出招牌就是不招河南人,這就是典型的地域性歧視。省與省之間有地域性歧視,地區與地區之間有地域性歧視,而且這種地域性歧視是分層的,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引起大家的關注。這種地域性的認同,會給我們將來的多元社會帶來一種什么樣的影響?它既是我們到一個城市快速適應的重要社會網絡資源,同時它也會成為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一種邊界。
 
  (二)城市民族與民族工作研究
  人類學的研究主題是由眾多學者的研究共同推動,在此方面的主要推動者有張繼焦、高永久、許憲隆、巫達等,他們有大量研究是針對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群體,如城市穆斯林群體、苗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的研究。對此,筆者也做了些微貢獻。比如筆者與馬建釗主編的《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問題研究》,推動了城市中少數民族問題的研究,而且直接推動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城市民族工作會議。隨著全國流動人口,尤其是少數民族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加,城市民族問題日益凸顯。筆者曾經強調今后繼續開展對城市中少數民族的研究,多關注城市多元文化。通過開展城市多元文化的比較研究,來顯示出各個城市文化的特色。
  其次,是關于城市民族與民族關系的研究。隨著城市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多,城市民族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風俗習慣、民族性格、語言等文化方面的差異仍是影響民族關系的深層因素。對城市民族和民族關系的研究,已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學界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首先是學術接觸的不夠,基本上主流學科對這個問題不關注,經濟、法律這些在當代比較有話語權的學科,沒有進入到這個領域。在美國做經濟學、法學,不可能缺少民族關系的研究。在中國,主流學科的進入還是比較緩慢的,不過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重要研究機構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包括北京大學成立了與民族相關的研究機構,筆者在廣州也申請了一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研究基地,以更多地關注珠三角的城市民族和民族關系。
  另外,研究亦有關注不同宗教在城市里的影響。比如伊斯蘭教的都市化進程,曾經有上海穆斯林開齋節時在街上朝拜的情況,在微信群里影響很大。廣州大的清真寺在古爾邦節時,禮拜的信徒可達3萬多,可見,宗教在城市里的影響之大。然而,城市里的宗教問題往往與敏感掛鉤,本來越是敏感的問題越要有人去研究,可實際上在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卻非常少。城市宗教問題會變得日益的嚴峻,這個不是蒙住眼睛就可以視而不見的。如果沒有正式的官方聚會場所,那么就會變成家庭聚會,則形勢更難以控制,這個問題要引起大家的關注。新的現象出現,應該要及時去研究、去把握,否則談何和諧社會的建立。宗教關系、民族關系,是相互聯系的。筆者提倡建立起一種文化共生生態,對于城市宗教問題來說,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尤為重要。
 
  (三)都市化研究
  關于鄉村發展有很多種提法,有的叫做城鄉協調發展,有的叫做小城鎮發展,有的叫做微文化發展,筆者及幾位學者一起提出一個概念叫“鄉村都市化”。就是說,鄉村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筆者在對珠三角的研究,以及對幾個省區的比較研究中,都是使用了鄉村都市化這個概念。鄉村都市化可以從五個方面來探討。一是人口結構的分化。因為在一個社區或家庭里,可能有的人去經商、有的人去打工、有的人繼續務農;第二是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在鄉村它可能就是非農化程度越來越深,另外農業本身的商品化也在變化。比如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做調查時,發現所謂的農村,實際上農業經濟已經只占很小的比重。當時的珠三角,農業比重占不到20%,它的工業化發展很快,主要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建立,即“三來一補”企業;第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就是人們的衣食住行方面越來越接近城市生活;第四是大眾傳播。這是筆者很強調的一點,因為當時媒體對人的影響很大,尤其在珠三角。當時的珠三角地區主要收看的電視就是香港電視,這對珠三角的影響非常大,筆者曾專門寫過相關的文章;第五就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這個主要是受當時現代化的影響,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測量指標。
  根據不同的層面,鄉村都市化也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一個是村莊變成集鎮。像珠三角的很多村莊,每個村搞工業園,有很多企業、工人,它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集鎮的功能,有銀行、衛生院、派出所、環保等各種各樣的服務。第二個就是原來的鄉鎮向市鎮發展,完全成為一個城市。現在國務院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開始試點辦鎮級市(即鎮一級的市),這是一個新的名詞。雖然它行政級別不高,但是它的人口達到了市的規模。比如虎門鎮,本地人口大概10萬人,但是加上外來的人口,有80萬人左右,相當于一個很大的地級市了,在東莞類似這樣的鎮很多。在珠三角,過去縣一級的城市,也變得規模很大。第三個是原有的小城市大都市化。中國的城市化可以成兩個階段:早期的城市化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它實際上是由小城鎮底層的發展來帶動整個中國的城市發展;城市化發展到后來,國家開始成為主導,就成為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所以,中國城市化可以說是從一個自下而上到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到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房地產的興起,城市化成為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發展。
  此外,關于農民市民化、民族地區城市化,邊疆開發與城市化的研究也方興未艾。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時,筆者負責寫廣東農村改革30年的部分,現在是40年了。筆者強調30年來的廣東農村,是怎么樣從一個傳統的鄉村向現代化城鎮發展,怎么樣從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到市場的風險社會,另外還有農民和村落的衰落與終結。在此情形下,筆者認為,農民還是要重新組織起來。因為在一個市場風險化的社會,單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單個家庭單兵作戰的時代過去了,他們在一個市場競爭那么激烈,風險那么大的社會里面,真的是很難生存下去。另外,包括整個中國的家族企業,平均壽命2.71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7年,都是很短命的。這是當時筆者提出的口號,現狀的各種行業協會其實已經有重新組織的意涵。
  另外,當然也要關注由血緣、親緣、地緣組成的宗族制度、親屬制度、民間信仰制度、鄉規民約制度。構成傳統鄉村社會的因素,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它是什么樣的結局。比如筆者有一篇文章就是講城市宗族。鄉村的宗族進入城市以后,他們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有些地方宗族的東西保存得很好,在拆遷的過程中會保留下來。如廣州的獵德村,在拆遷時把各家的祠堂建在一起,給當地居民留了一點可以懷舊的地方。另外,城市拆遷中,把各村原來的村廟全部建在一個地方(因為每個村有村廟),這就注意到了文化傳承的問題。當然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叫“城中村”的現象。比如廣州有140個左右的城中村,深圳有120多個城中村。后集體化時代,一個村莊中的集體遺產如何繼承下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如,土地的所有權所產生這一部分集體遺產將來怎么辦?現在大多采用類似股份制的形式。大城市中的集體遺產往往又是很龐大的,比如深圳的南嶺村大概900人,總資產是570個億。黃崗村,總資產超過800個億。這里有一個法律的空白,沒有法律可以制約它,政府無權管理它,因為這是屬于村的集體資產,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國家的,就是每一戶所占有的股份。因此,筆者認為,集體資產是值得研究的問題,特別是當這個集體沒有的時候資產歸誰。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民俗文化。鄉村的民俗文化到了城市以后是不是應該保存下來,是不是應該繼續傳承下去。筆者曾經在上海的一個城市論壇上,提出要把民俗變成城市亞文化的主張。因為現在千城一面,每個城市從外觀上看都差不多,都是一堆鋼筋混凝土。那么,如何來保持每個城市的特色?筆者認為,民俗文化能扮演這樣的角色。現在很多城市,也在有意識地將民俗文化延續下去。比如廣州黃埔區的南海神廟,每年有個波羅誕活動,當時的省委書記汪洋參加了,便由一個民間的活動,變成了一個官方的活動。這也代表,官方愿意以這種民俗活動來推動城市的特色文化建設。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一直都是在鄉村做,那么如何在城市里把它做起來,這恐怕是一個很大的研究空間。
  人類學傳統的研究——鄰里研究大家都在討論,是公眾的話題。怎么樣從過去榕樹頭的聚會,變成麻將館的聚會,然后再變成一個互聯網平臺。我們現在的聚會,變成每個人拿手機來對話,那么我們最后怎么樣把手機變成一個聯系的平臺,其實也值得研究。另外,還有包括廣場舞這一類活動,都涉及鄰里的文化、鄰里的關系。這一類對都市鄰里的研究應該要加強。大家不僅僅要去看表面的東西,更要看真的、背后的東西,為什么街舞、廣場舞會流行起來呢?
 
  (四)國際移民研究
  國際移民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中國人向海外的遷移,傳統的海外華人研究,以及僑鄉的研究,如對東南亞華人、對北美、對非洲華人及企業的研究。另一部分是進入中國的外國人研究。云南大學對東南亞華人、跨界民族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廣西民族大學對越南跨境民族以及邊界開發與城市化,對入境的越南勞工以及越南新娘等方面已經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東北亞地區,對朝鮮族赴韓國務工者的研究、對中俄邊界跨界民族的研究也常見到;對中亞地區跨境民族的研究也開展起來。廣州,作為入境人數較多的都市,在此方面的研究尤為突出。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僅中山大學對國際移民研究的論文就超過20篇,學位論文超過30篇,其中主要是對非洲人的研究。
  牛冬通過對廣州非洲人的深入調查,對“移民”概念提出反思,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國社會的需求和不能融入中國社會而頻繁往返于兩國或多國,形成了“過客家戶”“過客社團”。因而,研究視野的拓展、移民類型的挖掘有助于豐富對復雜多樣的遷移過程及結果的解釋。Gordon Mathews等人通過在香港和廣州基于非洲移民生計的調查,展現這些非洲移民們在華南地區通過小額資本、灰色交易,轉手由中國生產的大量低端貨品,實現“低端全球化”。廣州整頓城市環境和對“三非”外國人打擊力度的不斷加強,首先影響的是廣州市內非洲人的生存狀態。研究發現,政府的管控力度加大會明顯提高非洲人的遷居頻率,在粵非洲人的遷居存在源于被動而后主動適應的特點,遷居是他們適應當地生存的重要手段。一些非洲人為了擺脫聚集區日趨嚴格的環境而開始離開廣州,進入周邊甚至內地城市,如佛山、義烏等。Adams B.Bodomo等人比較了廣州的非洲移民和較晚近出現的義烏非洲移民與當地社區融入程度的差異,認為代表國家的行政部門的專業程度、執法效率和對移民的態度,對非洲人在當地生活的難易程度有相當的影響。
 
  (五)城市特殊人群研究
  都市人類學家繼承了人類學關注底層社會和弱勢群體的傳統,對如下崗工人、出租車司機、同性戀人群、監獄亞文化、拾荒者人群、戲班等群體進行了研究。
  城市艾滋病問題的蔓延,引發了一批人類學家的關注與治理參與。曾經艾滋病被看成是一個純醫學的問題,后來發現艾滋病實際上與人的行為直接相關,所以研究肯定是要與人類學這些研究行為的學科結合起來。莊孔韶、張海洋、景軍等很多學者都做過艾滋病的研究。同時,關注女同男同的研究,其實也是與艾滋病研究有關的,因為他們這些人群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用人類學的角度去研究艾滋病,去關注這樣的人群,發現隱藏在后面的原理。艾滋病的人類學研究,常常是從文化的角度,關注艾滋病防治過程中人的心理機制、反應與應對措施,以期能從艾滋病人群本身來發掘艾滋病防治問題的癥結,并提出相關應用性策略。
  另外,還有失地農民的問題。現在每年大概有400萬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這個比例應該還在不斷增長。那么,如何能讓這一部分人可持續發展下去,對于失地農民怎么樣向市民轉變,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工作。比如在珠海,1986年市政府就將所有農民的土地全部征購,一夜之間珠海的農民都失去土地,這也是為什么珠海在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城市里發展滯后的原因。因為占人口主體的這部分農民一直在求生存,而不是在求發展。這部分人失去土地了,政府給了一筆錢補償,當時看起來很多,但是幾十年以后,這些錢就貶值了,這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存狀態。可以說,珠海的失地農民是一直生存在這樣的狀態下,而珠三角其他地區的農民,因為土地資本不斷升值,農民的財富也在不斷增長。
  此外,還有下崗工人的研究。礦山社區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一種資源型的城市,資源開采完了,這個城市還能不能發展下去,是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地方下崗的人最多,相對來說貧困人口也比較多,也是社會問題比較集中的地方,這幾乎是每一個礦區的共性。因此,做這樣的社區研究既有現實意義,也有理論意義。此類研究還有沈陽鐵西區的研究。鐵西區是中國最大的國企所在地,也是曾經最牛的一個區域,連女孩子找對象都喜歡找大國企里的小伙子。然而,現在國企一下垮塌,幾十萬工人下崗,鐵西區也變成了一個空蕩蕩的廠房。那么,原來的工人如何生活呢?現在講東北叫振興東北,那么,解決好這一部分人的問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類研究還是有很大潛力的,筆者的一位學生就做過鐵西區的博士論文。
  綜合以上中國都市人類學的五大研究主題可以看出,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延續,呈現出較為豐富的主題,這給都市人類學的后續發展提供了研究資源。同時,伴隨著快速都市化帶來的諸多問題,也在考驗著都市人類學的學科能力。

  四、都市人類學研究方法
 
  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內容在延續,而一個沒有結論的話題,就是都市人類學要用什么樣的方法來研究都市。過去人類學核心的東西,參與觀察、整體觀、相對論、跨文化比較等,在都市研究里是不是可以實現?我們怎么樣來進行觀察,怎么樣從整體的視角來觀察一個城市的社區,怎么樣用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來審視不同的人群,對不同的人群進行跨文化比較?
  都市人類學針對方法論的探討,將研究的規模大致分為小規模研究(Small Scale)、個案研究(Case Study)和較大規模研究(Large Study)。小規模研究是指,對個人生活史、社會聯系(如在小酒店、購物中心、機場、海灘、節日、幫團等人們的社會交往情況)、居民居住區(如鄰居、活動住居集中地、公寓、退休者住宅等),以及學習和工作場所(如工廠、流水作業車間、學校等)等的研究。個案研究則指對某一族群或社區,以及地區性人群的居住社區等的定位研究。如筆者曾在廣州做過不同人群的研究,有非洲人、朝鮮人、日本人、山東人、河南人、湖北人等。較大規模的研究指,在對某個社會中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多民族雜居社區研究、地區性研究、全國性研究,以及一般性的理論和方法探討(如都市中的社會網絡、作為現代推動力量的本地化和族群性、宏觀和微觀研究方法的一體化、揭示不同國家社會分層模式的方法論問題)等等。張繼焦在對都市人類學方法論的探討中,提出都市的研究應是宏觀視野與微觀視野的研究。他認為,都市與鄉村相比,地域范圍更大,人口眾多且人口流動性大,人口異質性也更高,因此都市人類學的研究,不僅要沿襲人類學的傳統調查方法,還需要尋求傳統調查方法上的突破。
  有人類學家說,跟隨訪談對象和移民進入城市。原來的鄉村變成城市以后,大家跟著人群進城市去進行研究。實際上現在所做的一些移民的輸出地與輸入地的比較研究,也有點類似于對這個方法論的挑戰。在都市的研究里如何參與觀察,如何能夠達到整體觀的目的?都市流動的頻率很高,變化的速度很快,要做像過去人類學那樣長時間的參與觀察研究,越來越難。因為過去是假定,一個社區是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狀態,而現在城市的每個社區,都是一個動態的。同時,高速鐵路、飛機、地鐵都是帶著人群在不斷地流動,這實際上為參與觀察帶來了很多問題。筆者曾經提出,是不是可以利用各種觀察儀器來進行人類學的觀察。現在心理學、旅游學在研究中,都開始用定向觀察儀進行觀察。學者們通過遠距離追蹤一個人的行為,可以把這些觀察的所有記錄轉到計算機中,然后變為數據再做處理,這應該也是人類學參與觀察的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地方都有攝像頭,是不是可以利用攝像頭,把所攝下來的各種各樣的自然數據進行分析。
  另外,進入到一個社區也有困難。在鄉村社區,要敲開一個家庭的門很容易,但是在城市社區,要入戶訪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假如要做貧困研究,就可能到貧民窟里,要住下來也很困難,更不要說要做到參與觀察。另外,在每一座高大的寫字樓里面,可能有幾十部高速運轉的電梯,每個人都在快速流動中,要尋找訪談對象又談何容易。最近筆者在與其他學者合作做非洲人的研究,也面臨著類似的困難,因為一份訪談問卷差不多要兩個小時完成,這對于所有被訪談者都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因此,傳統的研究方法在當代如果不變革的話,會是研究中的一大麻煩。還有一點,就是與官員打交道也很難。因為我們到一個地方去做調查,他會懷疑你的動機,你做這個調查的目的是什么?他首先要衡量對自己而言是否有利。此外,都市研究有沒有明確的一個地域所在?我們所研究的社區還存在嗎?這是我們在選擇田野點時所要面對的問題。面對一個城市的時候,怎么樣去選擇調查點,怎么樣來收集自己能夠控制的城市整體資料,這是研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也有很多人對方法論進行了批判,說城市只能作為研究的地點所在,而非研究概念上的對象,還有過去沒有注意到整體的聯系,對城市歷史的忽視等等的批評,也有對二元論的一個批判,以及對城市整體的刻板印象等。這里有兩種風格,一種是側重整體觀,放棄參與觀察;還有一種是側重參與觀察,放棄整體觀。一種是所謂宏觀民族志,就是追溯都市和農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建構城市文化的不同類型。還有就是原生性的城市和異生性的城市比較,城市里的行政體系、福利體系、市場工業等相關的研究。另外一種,就是微觀民族志,運用網絡分析技術來進行研究。都市人類學研究需求多學科的合作,靠單一的學科很難做好,尤其是在一個大數據時代。現在已經有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在研究中融入了新科技,比如利用衛星、無人機等實時資料,來進行研究方法的創新,以及多學科合作研究等都很值得期待。另外,現在應該更注重多點民族志。實際上也有很多人類學家開始多點民族志的實踐,通過組織團隊進行調查研究。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華生的《金拱向東:麥當勞在東亞》,就是研究亞洲不同城市的麥當勞。他分別找不同的人對東京、北京、臺北、香港、深圳等不同城市的麥當勞餐廳做調查,然后看這樣一個跨國企業,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樣子。當然人類學家更想了解的是所謂全球化的文化在地化的過程,而不是看它一體化的過程。我們現在做的項目很多都是采取多點民族志,由多人合作,尤其是一些應用性項目。這也顯示了團隊合作在人類學研究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尤其現在專題性的研究越來越多,團隊合作往往成為研究中最優的路徑選擇。多個團體,可以圍繞一個共同目標,制定相關的研究計劃,對專題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五、都市人類學學科展望
 
  筆者一直提倡,中國的都市人類學發展,除了借鑒國外都市人類學發展的經驗以外,更重要的是結合中國的實際來進行研究,要把都市化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作為都市人類學的主題,將理論與應用相結合。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是多元的,都市人類學的研究就應具備在諸多理論、諸多經驗的交流基礎之上,即做到“派與匯”的整合。過去30年都市人類學所關注的主題,在未來仍然需要繼續推進,同時,要注意把握新時代都市化進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使都市人類學的研究體現時代性與創新性。
  伴隨著學科的日漸成熟,都市人類學逐漸成為被其他學科認可并積極借鑒與交流的對象。中國都市人類學發展至今,已是成績斐然。但因中國都市化進程的需要,中國實際發展中對都市人類學應用性探究的需求,自身持續長久的研究需要等,皆需要中國都市人類學在自己學科的舞臺上不斷貢獻一己之力。未來的中國都市人類學研究,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努力。
  首先是城市轉型的研究。城市轉型是筆者最近幾年一直在講的話題:文化轉型與城市轉型。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文化的轉型,就是從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中國現在的新型城鎮化戰略,還要讓幾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但是現在怎么樣來容納這幾億人,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是各個城市管理者愿意討論的,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對農民的市民化這一類的問題,都不愿意討論。比如,讓幾億農民市民化,誰買來單的問題。另外一個就是城市本身也在轉型,就是從一種單純的、地域性的城市,在向一種多元的、文化的城市轉變。這次轉變所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是多樣的,這也就留給我們無盡的研究話題。
  其次,都市人類學應更多注重對策性的應用研究。目前都市人類學學界在學術上的理論探討比較多,有針對性的應用研究相對比較少。另外,在大數據時代,如何運用大數據做研究,尤其要注重做定量研究,也成為其中的關鍵。從泰勒開始,人類學就做定量分析,作比較研究,所以人類學本來就有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結合的傳統。在當代,更是要充分利用新技術手段,將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傳統應用于更多的研究中。未來都市人類學的發展,在研究的方法上,我們可能需要轉向,這既是研究方法上的創新與變革,也是研究主題上的與時俱進。中國城市的比重越來越大,城市應該作為人類學的一個主戰場,當越來越多的民族、越來越多的不同人群開始進入城市,那么,加強一些應用研究自然成為時代的需求。
  第三,要加強多元文化的探討,要注重文化轉型的研究。都市人類學在繼承早期民族關系研究的基礎上,要更多地關注城市多元文化與社會文化轉型。隨著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傳統社會必然面臨著轉型。一方面,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變中,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中國文化傳統將如何轉型;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流動的程度越來越高,城市本身也從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轉變,也面臨著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性文化的轉型。另外,傳統社會下的親屬制度、家庭和家族、民間信仰體系、鄰里關系、社會網絡、文化習俗等,在城市中又如何適應?如何轉型?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時代所賦予都市人類學的研究使命。
  第四,要加強都市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注重跨學科合作研究。都市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上都要秉持人類學的傳統,要堅持人類學的社會服務取向,同時,要注重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既要有技術、方法上的創新,也要有內容、理論上的拓展與深化。在研究實踐中,要注重團隊合作,取其他各學科之所長。
  第五,要發揮都市人類學的研究特色,發展都市人類學的學科理論。中國的城市發展,有自己獨特的道路。韋伯當年在對中國城市與歐洲城市進行比較的時候,明確指出中國的城市有它的獨特性。中國經驗,就是要研究中國的特色,這也是人類學被賦予的一個歷史使命。對于中國城市的這種獨特性,我們做研究既要有實踐的價值,為時代發展服務,也要追求理論貢獻,并用中國的獨特性為世界的學術做出貢獻。
  第六,關注新的技術給城市生活帶來的變化。如今,快速交通的發展,高鐵、高速公路對城市會有什么影響,尤其是不同層級城市的差異。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的成熟,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什么影響。新的生育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對我們的生活、環境會有什么影響?這都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第七,城市文化與城市精神的研究。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城市的建設在景觀上越來越“千城一面”,因而,研究城市文化、創見城市精神尤為重要。筆者曾經提出“以俗建雅”,把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俗文化建設成為城市的雅文化,成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建設一種具有獨特性格又能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建設成一種能夠破除種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城市理念。作為人類學家應該去探尋這樣的文化精神!
  致謝:本文原為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辦的第17屆人類學高級論壇上的演講稿。感謝李亞博士的記錄和整理!
 
(原文刊載于《思想戰線》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參原刊)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梁春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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