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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建中]民族交往與文化交融的歷史演進——基于北京飲食文化的視角
  作者:萬建中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31 | 點擊數:691
 

     摘要:在成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北京一直是軍事重鎮。北方各游牧民族把北京作為進入中原的橋頭堡,相繼入駐北京,不斷擴展著北京人的民族身份,同時漢民族的主體地位在民族融合過程中也得到持續強化。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匯成就了北京飲食,飲食是這一過程中文化行為和表征的集中體現。北京飲食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產物,呈現多民族的特性。故而從飲食文化出發,可以清晰地描繪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初始狀況和演進圖式,進而認識到民族交融并非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關鍵詞:民族交往;文化交融;飲食文化;多元;北京;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交融是這一古老國度得以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北京的歷史是民族交融的過程,考察這個歷史進程的最有利的視角莫過于飲食文化。盡管北京在居住、服飾和交通等物質生活方面也有多民族的交流,但終不若飲食文化表現得明顯。北京飲食文化在其濫觴期,多民族的特點就凸顯了出來,這一狀況一直延續至清朝。討論民族交融問題首選的城市應該是北京,沒有哪個城市的民族構成是如此多元,而其最顯耀的文化表征應該是飲食。北京的民族交往歷史與民族間的飲食文化不斷相互滲透是同步的,每一時代飲食風味的轉換都是新的民族入駐北京的結果,而民族成分的異動又直接通過飲食表現出來。
  先秦兩漢是北京飲食文化的發生期,同時也是民族交融的起始階段。從飲食的維度梳理這期間北京地區民族交融的脈絡,可以得出這一交融具有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定論。
 
 一、土著飲食特征的模糊
 
  從北京人、新洞人、山頂洞人到轉年人、東胡林人,再到上宅人、北埝頭人,最后是雪山人,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北京地區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由山區(山洞)向山前丘陵地帶和山前平原臺地,進一步向平原地帶移動的軌跡。這個過程正是北京地區的先人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飲食演進的階段。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還沒有民族,只有聚落,飲食的主人只能以考古遺址命名。“北京地區距今約一萬年——四五千年的時期里,稀疏的居民聚落逐步形成發展,人們使用石斧、石鏟等工具,種植莊稼,從事原始農業,做各式各樣的陶器以供生活之用。這些,標志著北京歷史的真正開端。”
  北京地區的飲食文化屬于中原系統,卻在不同的時期接受了不同風味或強或弱的影響,土著或者說固有的飲食的特征相當模糊,形成了飲食文化斷裂的格局。這與北京地區原住民處于不斷更替的狀態以及其版圖不斷變化直接相關。在先秦,燕地飲食屬于華夏文化的一部分,但這一區域具體的主體民族難以明確,漢民族也容納了其他民族,從一開始就不純粹。“燕地就是華夏文化與戎、胡文化交流的樞紐,是中原與東北經濟、文化會合交融的地區。燕國統治者把姬周文化帶到北方,逐漸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并在與戎、胡部族的交往中,相互借鑒,相互影響。”
  鄒衡先生考證,夏、商時期,在現北京地區生活著以玄鳥為圖騰的“矢(燕)”族,其北和東北,分別有肅慎、孤竹、燕亳、山戎等族。據文獻記載,肅慎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即后世棘羯、夫余的前身。肅慎族原居地即在今燕山長城附近,直至東周時期仍在今渤海灣附近的遼河流域,以后不斷東遷,至西漢時已遷至今吉林、黑龍江境內。孤竹國在今河北上盧龍一帶,山戎族則活躍于燕山南北,燕亳在北京及其周圍地區。不同的部族毗鄰而居,導致燕域的主體民族不甚明確,同時其飲食文化的主體性也難以把握。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武王伐紂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名奭,姬姓,是與周室同姓的貴族,因食邑在召,稱為召公。其實,薊、燕并不是同時受封的,而是武王時封薊,成王時封燕,兩者一前一后,相隔大約不到十年。史學界將燕、薊受封之時,作為北京境內有文字記載的建城的開始。
  燕國在極盛時期,疆土以北京地區為中心,包含今河北省的北部、內蒙古的南部、山西省的東北部、山東省的西北部及遼寧省的西部等廣大地區。燕國主體疆域是暖溫帶與中溫帶接合地區,暖溫帶適合農耕,中溫帶適合放牧。燕國疆域的氣候特征,一方面是由其地理位置因素如緯度帶、海拔以及海陸空間關系等因素決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其內部地理環境各種類型展布狀況以及由這種展布狀況產生的地理環境如山地、平原、河流等因素的影響。燕地轄區既適宜種植,又有放牧的天然牧場,臨海還經營漁業。農耕、游牧和養殖的經濟形態在這里交會,三種不同的飲食風味處于同一疆域。燕山以北為游牧區,出產牲畜、皮毛;燕山以南為農耕區,盛產多種農作物;西南有高大的太行山脈,山地有礦產資源;東有寬廣的渤海海域,沿海有漁鹽之利。燕地距離內地遙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司馬遷的這話說明,戰國至秦漢,燕、趙之飲食風味已相融合,燕趙之地已形成一個具有雜糅特點的飲食文化區域。北京飲食文化被外界所認可,與燕國始封首都密切相關,這歷史地決定本地區具有首都地位,其飲食文化也被賦予了首都的形象。
  從飲食文化的格局而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燕飲食文化的整體形象初見端倪,不但作為核心地帶的北京南部一帶的土著飲食文化因素基本消失,而且周飲食文化和商飲食文化等的融合發展更為突出。不僅如此,周邊河北易水流域和天津、唐山平原地區的燕飲食文化的土著色彩也基本不見。這與北京處于各種文化的交會點有關。蘇秉琦先生指出:“燕山南北地區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熔爐。夏商時期,這里和商人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系,是商人的后方。”后來的“燕文化和周文化區別很大,卻和商文化有許多聯系”。幽燕作為西周初年周人控制北方的據點,卻不屬于周文化系統,飲食文化的雜糅可見一斑。
 
  二、多元飲食的民族構成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春秋時期“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山戎(戰國時期成為東胡)實力強盛,史籍中“山戎越燕伐齊”“山戎病燕”等記載屢見不鮮。順便指出,山戎為游牧民族,進入燕地,顯然大大增加了燕地飲食的游牧風味。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連續在延慶盆地北部邊緣地帶、軍都山南麓方圓50平方公里內,發掘出十余處春秋山戎文化遺址。以動物殉葬的現象比較普遍,牛、羊、狗被殺死以后,其頭和腿被作為祭品,祭祀亡靈。其中以殉狗最為普遍。由此可見,游牧飲食生活已深入燕地的部分地區,成為了燕地多元飲食文化的一部分。
  春秋后期,新興的世卿勢力逐漸強大起來,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實施。燕國的真正崛起是在戰國時期的燕昭王執政期間。燕國強盛之后,在今遼河地區設置了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史記·燕召公世家》載,戰國時期,燕國疆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燕人與胡人在很多地區錯居雜處,其間的邊界并不十分清晰,且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史記·貨殖列傳》說“夫燕……南通齊趙,東北邊胡”,這極大地張闊了燕國的勢力范圍。戰國時,山戎的威脅逐漸解除,而林胡、樓煩、東胡又強大起來,成為燕國北方的主要勁敵。東胡作為游牧民族,其經濟以畜牧業為主,漢族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也以牛羊肉為美食。《左傳·昭公九年》載,周詹桓伯云:“及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與春秋時期的山戎有關。匈奴族是北狄族支屬,也從北面侵擾燕國。《史記索隱》引應劭《風俗通義》曰:“殷時曰獯鬻,改曰匈奴。晉時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詩經·采薇》毛傳:“儼狁,北狄也。”鄭箋曰:“北狄,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趙注曰:“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呂覽·審為》高注:“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上述諸資料表明匈奴與商、西周時的獯鬻、鬼方、獫狁及春秋時的戎、狄有著族源上的血緣關系。
  當時,燕國的都城在薊(今北京地區西南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這一方面指出薊城物產豐富,另一方面又說明地處中原農耕經濟和北方游牧經濟的交會之地,燕國和北邊的烏桓、夫余,東面的穢貉、朝鮮、真番等經常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除薊以外,燕國還有中都和下都,其中中都位于今房山竇店以西。疆域的擴展也使得燕國經濟和飲食文化的版圖向四周延伸。
  春秋中晚期,北京地區為農業經濟的燕文化和游牧經濟的玉皇廟文化南北并存的局面。前者明確者僅有春秋中晚期的房山丁家洼居址遺存和春秋晚期的順義龍灣屯墓葬;后者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區,以延慶玉皇廟墓地遺存為代表,還包括延慶葫蘆溝、西梁垙墓葬等,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的燕文化以懷柔城北墓葬和房山鎮江營商周第五期遺存為代表,包括昌平松園戰國墓葬和半截塔東周墓,房山琉璃河戰國遺存、巖上戰國時期墓葬、南正戰國遺存,以及原通州中趙甫(現屬河北三河市)、豐臺賈家花園等隨葬青銅禮器的墓葬,還有房山竇店、蔡莊古城和黑古臺,宣武區廣安門外、西城區白云觀等地的遺址。
  在內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遺址發現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范圍北至西拉木倫河以北和大興安嶺山脈南段東麓,南至燕山,東至遼河,西至張家口一帶,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大體相當。從地層關系看,它的遺址在北部西拉木倫河一帶多單獨存在,文化堆積不太豐富;在中部和南部,獨立存在的遺址較少,多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和燕國燕文化相互疊壓,燕國文化在上,夏家店下層文化在下,夏家店上層文化居中”。夏家店上層文化屬于肅慎、山戎、東胡等游牧民族的文化,與燕國文化交集密切。燕地自立國始,就是北方各民族聚居之地,其飲食發展的走向似乎也以北方游牧民族為主導。其實不然,占領民族的強勢并不意味著其飲食文化一定強勢。游牧民族以適應農耕民族的定居生活為基本發展態勢,足以說明漢族飲食文化具有強大的本土偏移性能。
  周武王平殷,封召公于幽州故地,號燕。周滅商后建燕國以管理殷商遺民及孤竹、箕等族,遂在燕山南北形成了以華夏燕族為主體的燕文化。《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北方曰幽州,燕也。”《爾雅·釋地》亦曰:“燕曰幽州。”李巡注:“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帝顓頊時,“北至于幽陵”。正義云:“幽州也。”《史記·五帝本紀》又云:舜“請流共工于幽陵”。《莊子·在宥》云:堯“流共工于幽都”。陸德明《音義》云:“幽都,李云即幽州也。”幽州、幽陵、幽都等乃是北京地區最早的名稱。在先秦時期,“幽州”泛指我國北方,地域范圍比較模糊。西漢武帝時期設置十三刺史部作為監察機構,幽州是其中之一,到東漢時期才成為實質性的政區。此前北京飲食文化只是一個位置的概念,或指北京飲食的生活區域,而幽州則屬于行政區劃。自幽州成為政區以后,北京飲食文化便落實到了具體的行政轄區,或者說可以在一定的行政范圍內討論北京飲食文化演進的問題。
 
  三、漢民族飲食文化地位的確立
 
  民族交融有主次之別,盡管游牧民族輪番入駐燕地,但在飲食文化中占主體地位的仍是漢民族,游牧民族的飲食總是不斷向漢民族偏移、靠攏。飲食狀況及其發展趨勢與統治民族的更替并非完全合拍,漢民族飲食之所以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與其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密切相關。
  薊城西、北、東三面與游牧民族相接,通過古北口和居庸關隘與這些民族發生密切的經濟交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是這樣描述薊城的:“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處于這般交通要道,其經濟和政治地位便突顯了出來。有學者研究指出:“燕國和這些國家(指上面引文中的各國)不斷進行貿易,獲得了很多的利益,薊城應該就是燕國進行對外貿易的中心。”
  從秦漢以降,直到唐末,中原漢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經貿交往密切,而燕都薊城發揮了中樞的作用。薊城一躍而為富冠海內的名城,成為整個華北地區最繁榮的都市。“除了黃帝的后裔們在此居住之外,先后有西周召公奭的子孫、以游牧為主的山戎部落民眾,以及后來的匈奴、烏桓、鮮卑、契丹、奚族、女真等大量少數民族民眾都曾經定居在這里。”《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燕國所出產的“魚鹽棗栗”,素為東胡等東北少數民族所向往,而燕國的國都則是東胡與中原各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之地。1973年在遼寧省寧城縣南山根村發掘的一墓葬,出土了大量豬、狗、牛、馬、羊、鹿等動物的骨骼,足見當地畜牧業的發達。豬是人類最早飼養的家畜之一。春秋時,豬的名稱很多。豬又名“豕”“彘”,一歲小豬叫“豵”,三歲大豬叫“豜”,母豬曰“豝”,公豬曰“豭”,肥豬曰“豜”“豚”,去勢之豬曰“豮”。豬多圈養,即所謂“執豕于牢”。至于飼料,由于當時釀酒及制醬、制醯(醋)已很普通,對微生物發酵技術已很熟悉,可能已有青粗飼料發酵喂養的方法。不同的民族有著相異的飲食習慣,說明北京成為城伊始就是多民族飲食的匯聚之地,沒有哪個城市各民族飲食融合的程度表現得如此之高。
  總體而言,燕國雖然遠離中原,與中原的經濟聯系卻很密切,其飲食文化屬于中原飲食文化的一部分。不過燕國的飲食文化與中原飲食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其具有多元性上。燕國飲食文化的多元更緣于其疆土之遼闊,它本身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燕國東邊有孤竹,東北有肅慎,北邊有山戎。《戰國策·燕策一》記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兩千余里。”自西周到戰國,先后活動于燕地附近的少數民族,有山戎、東胡、肅慎、孤竹、令支、屠何、鮮虞、穢貊、無終、林胡、樓煩、匈奴等。相應的,燕人流行放牧,牛、羊和馬是主要牲畜,還畜養狗和豬。隨著疆域的向外拓展,移民相繼產生,飲食文化的交流必然更加頻繁和密切。
  1985年8月至1987年12月,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隊在延慶盆地北部邊沿地帶、軍都山南麓約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發現春秋戰國之際的山戎文化遺存十余處。已經發掘的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單人墓。墓內的殉牲現象很普遍,被殺殉的牲畜主要是牛、羊、狗,其中以狗最為普遍。這說明山戎族群的飲食生活以游牧為基本特征。山戎墓葬中還出土了大批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金器、青銅器。青銅器有兵器、生活器皿、裝飾品、車馬具等。就禮器而言,按用途可分為蒸飪器、盛食器、酒器、水器等幾大類。蒸飪器有鼎、鬲、甗等,盛食器有簋、簠、豆、敦等,酒器有罍、盉、壺、舟等,水器有盤、盆、鑒、匜等。鼎又有蒸飪的鑊鼎、供席間陳設牲肉的升鼎、備加餐的羞鼎。很多器物的器形帶有明顯的中原文化特色,說明當時的燕國是北方各民族集結與經濟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區,而燕國都城薊城是當時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燕之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其提供了飲食物品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薊城)處于華北地區農耕區與游牧區的過渡地帶和華北地區與東北地區的連接地帶,利于發展農牧經濟和北進蒙古高原、東拓東北疆域,對燕國以后拓展冀北和遼西、對燕文化的發展意義重大。”
  至戰國中期,燕昭王于今河北省易縣修筑武陽城,辟建下都,燕的政治中心從此南移,遂稱下都之北的薊城為上都,其地在今北京舊外城的西北部。城里有定期的集市,除了本地和來自中原的商人以外,還有來自東北的東胡、朝鮮等族的商人。市面上的商品有糧食、麻、棗、栗、布帛、鐵器、銅器、陶器、食鹽、狐裘、氈子、馬匹等。貨幣已廣泛使用,主要的貨幣是燕國自鑄的“明刀”,也有三晉地區的各種刀、布(貨幣)。薊城已成為北方各民族共同的經濟中心,成了戰國時代的“天下名都”之一。
  在北京宣武門、和平門、廣安門、法源寺、陶然亭等處經常發現戰國時代的陶井井圈,大致標出了古代薊城的范圍。在廣安門附近曾經發現戰國時和更早的遺址遺物,包括饕餮紋半瓦當,說明這里是宮殿區的所在。至今仍存的外城西北部的薊門遺址,大約就是古代薊丘的所在。據《水經注》等文獻的記載,古薊城有內外城兩重,外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有十座城門。城內有公宮、歷室宮。有燕市,會聚南北各地的物產,荊軻嗜酒,曾與屠狗為業的高漸離在此酣飲。以后,燕文化愈益加速了同中原文化交融的步伐,燕文化中原有的粗獷、野性和古樸的內在特質愈益減少或消退,諸多器類已難與中原器物相區別,共性漸多而個性漸少,已是此期燕飲食文化發展的總趨勢和總的規律特點。這一點,在北京地區幾次為數不多的青銅器發現中,也有所反映。據唐山賈各莊墓地出土資料,戰國時期燕文化青銅禮器的完整組合,應為食器、酒器和水器俱全的組合,即應為鼎、豆、簋、敦、壺、盤的成套組合。這些飲食器具表明,薊城的飲食文化正逐步向中原靠攏。
  《史記·匈奴列傳》曰:西漢“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今帝(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應劭曰:鮮卑“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茍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兩漢始終在北方開設關市,與匈奴等民族進行貿易。商品交換必然使大量外地食物涌入北京,從此,北京飲食便有了匯集全國各地飲食的顯著特點。當然,中原民族飲食文化的影響始終是最為深刻的,或者說,所有的變化其實都是圍繞漢民族飲食展開的。
  秦漢以降,各少數民族分批大舉南下,問鼎中原,幽薊地區輪番被北方民族和中原政權所占領,胡漢多民族雜居成為常態。族群的聚合,進一步促使燕薊地區的飲食文化具備了容納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強大包容性,單一性的飲食形態幾乎被完全顛覆。在游牧民族飲食文化的反復沖擊下,漢民族飲食文化的根基反而越來越牢固。這種民族及其飲食文化之間的雙重博弈,使遼金以后這一地區在成為政治中心的基礎上,也作為民族飲食文化交流的中心而聞名于世。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西北民族研究” 2020-03-26
 

 

【本文責編:梁春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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