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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若男]明恩溥與中國諺語俗語研究
  作者:崔若男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28 | 點擊數:714
 

【摘要】從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入華至1949年,傳教士搜集了大量中國諺語俗語并形成了諸多論述。除卻這些著作背后的宗教訴求外,傳教士對諺語俗語的科學研究也作出了推進。以美國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明恩溥的《漢語諺語俗語集》為例,該書不僅收錄了多種類型的諺語俗語,還就諺語俗語研究中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探討。相較之下,傳教士群體在諺語俗語搜集研究方面的前瞻性與開拓之功,一定意義上也與五四知識分子形成了學術對話。

【關鍵詞】明恩溥諺語俗語傳教士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來華傳教士。其在華50多年,主要傳教區域在山東西北部。[有關明恩溥的詳細生平,可參見翁偉志:《他山之石:明恩溥的中國觀研究》,博士學位論文,福建師范大學,2007年,第19-21頁。該文附錄中另有明恩溥的年譜及明恩溥作品名錄。]明恩溥一生筆耕不輟,留下了較多著述,但對中國讀者而言,其傳播最廣、影響最深的當屬《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0)[該書目前在國內有十多個中譯本,譯名不一。]與《中國鄉村生活:一項社會學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這也是學界予以較多關注的。[明恩溥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動亂中的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1901)、《基督王:關于中國的概括性研究》(Rex Christus:An Qutine Study of China,1903)、《中國的上升》(The Uplift of China,1906)、《今日的中國和美國》(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前往中國的年輕傳教士手冊》(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1918)。此外,明恩溥在《教務雜志》上也發表了大量文章。]此外,有一部明恩溥花費大量心血,前后修訂增補達幾十年之久的著述卻很少被學界提及,即《漢語諺語俗語集》。

該書全稱為《漢語諺語俗語集,連同有關和無關的事物,夾雜了對中國總體情況的觀察》(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together with much related and unrelated matter,interspersed with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things-in-general,1888,以下簡稱為《漢語諺語俗語集》),書中收錄了近2000條中國諺語俗語,大部分于1882年至1885年發表在當時頗負盛名的《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后經明恩溥不斷修訂補充,于1888年出版。但該詳盡修訂版在1900年被義和團焚燒教堂時銷毀[參見Preface to the Revision,收入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美)博晨光(Lucius C.Porter)著,馬軍譯,《悼念明恩溥博士》,收入朱政惠主編:《海外中國學評論第4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327頁。]。目前通行的版本發行于1902年,該版本后來多次修訂并再版,同樣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1902年、1914年、1915年該書在上海再版;1965年由紐約Dover PublicationsIns,Inc.再版;2010年由General Books LLC再版。本文將在1914年修訂版的基礎上展開討論,此版本由美部會傳教士富善(Rev.Chauncey Goodrich,D.D)修訂。]

以該書為對象,梳理明恩溥的諺語俗語搜集整理活動,一方面可借此考查入華傳教士群體的“諺語觀”;另一方面,也可將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與中國本土學者的諺語俗語研究進行比較,從外部視角切入,梳理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發生。[近年來,隨著學界對現有的民俗學史、民間文學史的反思,有學者提出中國現代的民俗學史應該是按照“本土的與西方的兩條路線推進的”。換言之,除了由本土知識分子主導的現代民間文學活動以外,由西方人發起的現代中國民間文學整理與研究活動也是民間文學學術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參見張志娟:《西方現代中國民俗研究史論綱(1872-1949)》,《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一、傳教士輯錄中國諺語俗語史

  從16世紀天主教入華傳教士開始算起,直至1949年,基督教在中國斷斷續續發展了四百余年。這期間,各個國家、各個教派都對中國的基督教事業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依據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及傳教士在華的活動、規模等,這四百年可大略以鴉片戰爭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直到雍正禁教(1724年),這一時期活躍在中國的主要是天主教諸會,如耶穌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第二階段始自鴉片戰爭前后,西方列強以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基督教在華的傳教工作也隨之進入一個新局面。伴隨著這兩個階段不同的時代背景,傳教士在華的諺語搜集研究活動也不盡相同。

  由于在第一階段的傳教活動中,傳教士們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圍繞“中國禮儀之爭”展開的,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闡釋天主教教義及其與中國信仰的關系上,中國文學中的神話傳說、諺語俗語等也因此成為其論述的輔助材料。但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傳教士對中國諺語俗語的整理、論說還相對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又譯白進,Joachim Bouvet,1656-1730)。[關于白晉的詳細生平和著作,可參見(德)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白晉作為“中國索隱派”的創始人之一,主張從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出發來幫助他們理解天主教。在其代表作《古今敬天鑒》中,他主要從中國古文獻中鉤沉典籍,同時通過親身觀察來獲得資料。該書下卷中,他搜集了與“天”有關的51組經典、俗語等,皆以天主教相關教義對其進行分類,如“宇宙必有真宰”、“造天地萬物”、“天子在位乃奉主宰之命”、“萬恩之源,理當報之”等等,通過每則條目下“民俗”、“士俗”、“經文”(《論語》《尚書》《詩經》等)互證的方式,試圖說明中國人所崇敬、祭祀的“天”、“老天爺”、“上帝”與天主教的“Deus/God”在內涵與意義上的一致性,以此將中國民眾的一般信仰行為納入天主教之中。在《古今敬天鑒》中,他所搜集的民間俗語包括“頭上有老天爺作主”、“人千算計,萬算計,當不得老天爺一算計”、“哄得人,哄不得老天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白晉所整理的“士俗”中,也有一部分是眾所熟知的俗語,如“皇天不負苦心人”、“頭上有青天,屋里有青天”、“善惡自有天報”、“天自有乘除加減,人算不如天算”等,這也足見諺語俗語在使用階層上的廣泛性。

  1724年雍正禁教,傳教士們開始進入“非法的”、秘密的傳教階段。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陸續同外國列強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1842年)、中法《黃埔條約》(1844年)、《天津條約》(1858年)等,傳教士也從中獲利,得以在中國合法傳教。在這一形勢下,入華傳教士的數量明顯增加。以新教為例,“到一八六〇年,基督教傳教士從一八四四年的三十一人增加到一百余人,教徒從六人增到約二千人;到十九世紀末,傳教士增至約一干五百人,教徒增至約八萬人。”[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頁。]

  為了傳教事業的擴張,這一時期傳教士們在中國發行了大量的報刊。著名的有《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舊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日本譯作《支那叢報》。由美部會的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1801-1861)創辦于1832年5月,主要發行地點是廣州。這是西方傳教士在清末中國創辦的一份英文期刊。]、《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8-1941)[又稱《中國紀事》、《中國紀事報》,創刊于1867年,斷延發展74年,是基督教在華創辦的最大規模的一份英文刊物。]、《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又名《遠東釋疑》,1972年7月創刊于香港,1901年6月停刊,是一份由英美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記者等主筆的英文漢學期刊。]及《萬國公報》(Multinational Communique,1868-1907)[原名《教會新報》(Church News),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傳教士創辦的,1907年停刊,是對中國近代發展影響巨大而深遠的刊物之一。]等等。這些報紙的討論議題除了與基督教教務相關的內容外,還涉及到了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歷史、宗教、文學、語言、地理、經濟等等,其中就包括相當數量的民間諺語俗語。[如在英國人主辦的《中國評論》上,刊登了瑞士傳教士韶潑(M.Schaub)對中國諺語,尤其是廣東客家人的日常諺語的研究共計6篇;英國駐華外交官莊延齡(E.H.Parker,1849-1926)論中國熟語(Idiomatic Phrases)共計5篇。]

  除此之外,由于這一時期入華的傳教士數量激增,而傳教士來到中國的首要挑戰便是語言。認識到諺語俗語對于學習漢語口語的幫助后,傳教士們還編寫了大量的漢語教材、詞典及諺語俗語集。這些著作中所收錄的諺語俗語一部分來自古代、近代文學作品中,還有一部分則是采自民間語言。如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5)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年成書,1831年出版),據統計,該書第五章至少包含四百則一、二、三、四字的短語或諺語,如“滿招損謙受益”、“不怨天不尤人”等。[張西平,李真,王艷,陳怡編著:《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163-164頁。]《中國叢報》曾評價其曰:“馬若瑟《漢語札記》的英文譯本即將由《中國叢報》出版社發行,現已完成了一半。我們相信,馬若瑟的著作必將會對我們學習漢語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從該著作的第一部分漢語口語(白話文)中摘錄一些諺語,以示大家”;[Proverbs Selected from Prémare’s Notitia LingæSinicæ,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Ohio: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32-1851,Vol.XV,pp.140-144.轉引自董海櫻:《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14頁。]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花費25年編寫的漢語教材《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1892),該書“語料以口語為主,其中詞匯多來源于生活,通俗易懂;涵蓋面廣,包括文學、自然科學、商業、歷史和宗教等領域”。[李銀菊:《近代美國來華傳教士狄考文的漢語觀——以<官話類編>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2013年。]其中諺語、歇后語及慣用語加起來的數量大約在200多條。

  另外還有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編撰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22)中,包含了一百多則諺語;英國駐香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也受馬禮遜影響,編撰了收錄201條格言、諺語的《賢文書》(Hien Wun Shoo.Chinese Moral Maxims,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Affording Example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London&Macao,1823);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童文獻(Paul Hubert Perny,1818-1907)編輯整理的《中國諺語》(Pvoverbes chinois,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1869)收有諺語俗語四百多條;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J.Doolittle,1824-1880)在他的《英華萃林韻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72)中收集了700條諺語、廣告語、對句和對聯。

  伴隨著傳教活動的深入,傳教士們對諺語俗語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他們認識到諺語俗語是學習漢語口語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他們還發掘了諺語俗語在開拓傳教事業,了解中國文化、社會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恩溥的《漢語諺語俗語集》就是其中一例。

  二、傳教士明恩溥的諺語俗語觀

  明恩溥在書中毫不諱言其收集諺語俗語、編纂該書的目的:除了通過諺語俗語來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外,更重要的是將諺語俗語視為“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展示”[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10.],這從其副標題“夾雜了對中國總體情況的觀察”中也可略窺一二。在明恩溥廣為人知的描寫中國人“國民性”的著作《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也引用了大量的民間諺語俗語,來論證中國人的國民性。關于“國民性”這一概念,前人已有較多研究。與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目的相較,明恩溥探討中國人國民性的主要意圖,更傾向于為其傳教工作服務。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明恩溥的諺語研究盡管伴有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考察,但其實質上也是傳教事業的一部分。

  在明恩溥編輯的《赴中國的青年傳教士手冊》(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中,其同道就曾指出:“令人遺憾的是,很少有傳教士在公共話語中巧妙地使用漢語諺語。諺語和典故在中國人的演講和說教中比比皆是,而且總能引起啟發,(讓人)抓住重點。保持敏銳的耳朵,隨時捕捉它們并記錄下來。就像以賽亞(Isaiah)提到的‘牙齒’。中國人從未停止使用諺語,一個傳教士如果忽視了這些就會削弱其傳教事業。明恩溥的《漢語諺語》(Chinese Proverbs)是連接這二者的金礦,但需要注意它們是否在任何特定地區都流行。”[F.W.Baller and W.Hopkyn Rees: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見Arthur.H.Smith.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Shanghai,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24,p.21.]

  可以說,傳教士們搜集整理諺語活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學以致用”,即傳教士們頻繁地在傳教中使用諺語俗語,以拉近與中國民眾的關系。

  早在明恩溥之前,1865年來華、長期在漢口一帶傳教的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沙修道[(英)偉烈亞力著,倪文君譯,《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頁。](William Scarborough)就曾為了傳教活動的順利展開,經常把諺語運用到宣講教義中,并取得了很好的傳教效果。[參見(美)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226頁。]他將收集到的諺語俗語以《諺語叢話》(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1875)[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5.另有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Revised and enlarged by Rev.C.Wilfrid Allan,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26.]為名出版,該書被明恩溥評價為“第一本有序編輯、分類、索引的諺語研究著作”。[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10.]明恩溥也喜好使用諺語俗語。李景漢曾回憶明恩溥的演講:“在他講演的時候,帶些山東的口音,聲調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極變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間諺語,全身隨時都是表情,往往雙手同時以指作聲,助其語勢,可謂出口成章、娓娓動人,使聽眾永無倦容。”[《李景漢評<中國人的素質>》,收入(美)明恩溥著;秦悅譯:《中國人的素質》,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301-302頁。]

  傳教士們之所以形成這樣獨特的諺語觀,與其在中國的傳教環境和傳教策略密不可分。

  明恩溥曾直言,在中國“傳教士很少有機會接觸秀才這個最低級別以上的人,即使是秀才也并不是很頻繁。我們的受眾中大約95%都是農民、小商販、苦力和游民”[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395.]。因此,面對眾多的下層民眾,要想延續利瑪竇所開創的“文化適應”傳教模式,首要的是適應中國社會的底層文化,從社會最底層開始傳教。[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0.]在《向中國人傳福音的最佳方法》一文中,明恩溥將“直接”(direct)作為向異教徒傳教的重要原則之一。簡言之,“直接”體現在四個方面:傳教中第一要避免的是過度修辭和說教;第二要盡量使用簡單、直接、通俗的口語和方言,避免使用文縐縐的官話;第三,避免使用那些對外國人不言而喻,但對中國人來說很難理解的比喻和例證,例如各類科學名詞等;第四,避免使用圣經中的典故,盡量引用與中國文化、歷史相關的典故。[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p.395-402.]

  結合明恩溥的傳教策略來理解《漢語諺語俗語集》一書,其旨趣不言自明。《漢語諺語俗語集》全書共九章,首章為序言,末章為結論。中間七章按類別對每一條諺語俗語逐例翻譯并注解。其后還附有索引兩則,一為綜合索引(General Index),一為諺語索引(Index of Proverbs)。綜合索引作為對諺語俗語的補充,只收錄重要的人名和作品名。

  明恩溥無意對“諺語”、“俗語”等給出科學定義,而是將所能收集到的諺語、謎語、歇后語、打油詩、文人詩、市語行話、隱語等“主要根據形式,部分地根據來源”[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5.]劃分為七大類:

  1.源自經典的引用和改編自經典的引用,即見于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以及《三字經》《千字文》等經典中的諺語俗語。如“四海之內皆兄弟”(出自《論語》)、“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出自《孟子》)等。

  2.以詩歌形式呈現的詩行或對句,主要包括部分文人詩、打油詩以及民間歌謠等。文人詩如李白的《靜夜思》、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等;打油詩如“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到了秋來冬又至,收拾書箱過新年”;民間歌謠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過往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等。

  3.對句。如“貓臥房頭,風吹毛動貓不動;蛇飲池中,水浸舌濕蛇不濕”、“到夏日穿冬衣,胡涂春秋;從南來往北去,混賬東西”等。

  4.包含歷史、半歷史、傳說、神話人物或事件典故的諺語,這些人物和事件按其時代分別歸屬于春秋戰國、漢、三國、唐、宋、元、明、清。如“端午不插艾,難吃新小麥”(與黃巢有關)等。

  5.與特定地方、區域相關的,或僅與當地重要人物、事件相關的諺語。如“山西騾駝轎,山東大褥套,直隸瞎胡鬧”、“老不入川,少不入廣”等。

  6.由同字不同義或發音相似的不同字決定的雙關語,包括歇后語、繞口令、回文詩、謎語、市語(或“調市語”)、戲仿詩等。如選取“四書”部分章句拼湊成的《懼內論》、回文詩《壺中造化》等。

  7.不能歸入上述任一類的雜諺,如與身體缺陷、季節、天氣、醫藥養生、親子關系等相關的諺語俗語。

  以上七大類構成了該書的主體部分,也貫穿了明恩溥的諺語俗語觀。這七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四書五經這樣的“雅文化”,也有流傳在民間的諺語俗語(或言之“俗話”、“土話”);既有歷史典故,也有地方風物。一方面,明恩溥無意從事學術研究,因此不能以科學、嚴謹來審視其著;另一方面,明恩溥所輯錄的各類駁雜的諺語俗語,背后指向的仍是其傳教事業。

  以第四類包含歷史典故的諺語俗語為例。明恩溥列數了從春秋列國、漢、三國到唐、宋、明、清歷朝相關的諺語俗語。如在與宋朝相關的諺語俗語一節中,明恩溥所列舉的趙匡胤、包拯、岳飛等大致都是較重要的歷史人物。此外,明恩溥還單列一節“與歷史或半歷史人物有關的諺語、俗語”,旨在將與歷史傳說中的人物形象孟姜女、曹操、武大郎等相關的諺語俗語予以解釋。各種內容略顯雜亂地堆砌在一起,使得《漢語諺語俗語集》看起來更像是一本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然而,該書所呈現出的“諺語俗語觀”一定意義上與明恩溥的傳教策略是一致的。

  明恩溥主張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向其解釋基督教思想。“以中國人的眼睛去看,以中國人的思維去思考”[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6.],因此,傳教士要想真正了解他們的受眾,就必須“了解中國歷史的概貌,至少要知道各個朝代的順序和名稱,并熟悉重要的帝王,如秦始皇、趙匡胤、朱元璋,而不僅僅是知道康斯坦丁、格里高利、拿破侖”。[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8.]

  可以說,《漢語諺語俗語集》即是明恩溥所主張的“直接”原則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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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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