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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 胡夢蝶]云南苗族山岳文化變遷與生計方式演變
  作者:鄭宇 胡夢蝶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24 | 點擊數:1307
 

   摘要:對云南多個苗族村寨的田野調查表明,他們的山岳文化主要體現在獨特的族群結構、村寨建筑布局,服飾、文學藝術,以及儀式與宗教等方面。這種山岳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在苗族人與高地自然環境資源之間相互適應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游動性、有限性與互償性。不斷遷移流動的生計方式是形成這種山岳文化基礎。它們在現代變遷中持續地調適,從而演化出新的特點。

  關鍵詞:苗族;生計方式;山岳文化

        據《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數據統計,中國苗族總人口約894萬人,云南省為104萬。云南與東南亞各國的苗族,普遍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地區,年平均氣溫為15℃~20℃,屬亞熱帶氣候。他們總體上自稱Hmong。其中較為特殊的,不同于以上其他支系的另一支系,是云南東北部與中部一帶的大花苗“Ad Hmaob”,他們以信仰基督教為突出特點。關于該區域苗族的研究,有美國苗族學者Yang Dao的《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Jean Michaud和Jan Ovesen的Turbulent 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Mountain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以及Cziasarh Neng Yang的Cultural Capital:Old Hmong Culture in Modern Times等。另外還有J.Lemoine的青苗社會組織分析,W.R.Geddes的社群與生計方式的關聯研究,N.Tapp(王富文)的宗教、難民與族群結構性適應,Gar Yia Lee的苗族傳統宗教文化的保存與延續等。其中,越南學者陳友山的《赫蒙族文化》,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越南苗族的基本狀況。而中國的研究者主要有石茂明的《跨國苗族研究》、楊渝東的《永久的漂泊:定耕苗族之遷徙感的人類學研究》,本人關于越南苗族儀式的專著,以及古文鳳、熊玉有、臺灣王乃雯等的研究。本文將主要從苗族的生計方式變遷,來討論該民族山岳文化的特點。

  一、苗族山岳文化的傳統內核及其現代延續

  苗族的傳統山岳文化體現在他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囊括了人們對待自然和資源的觀念與實踐,涉及他們的生計方式與行為模式,與之相關的超自然文化體系和文學藝術等方面。

  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基點,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游動性。這是苗族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原因所在。而民間俗語還有“桃樹開花,苗族搬家”;“苗家吃水竹筒背,翻山越嶺行路難,一到桃樹開了花,干旱到來忙搬家”,以及“老鴉無樹樁,苗族無地方,背著犁鏵去討飯”等謠諺。

  苗族的山岳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從苗族先民建立“三苗”王國,到“荊蠻”興起,遷居武陵和五溪,最后到現代的散居云貴高原。他們持續地保持著朝向東南方向較大規模的遷徙。不僅如此,在各區域內部,還不斷發生著短期的、持續不斷的、往返不定的小規模遷徙。

  直至當代,苗族人的頻繁遷徙仍在持續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國家不斷要求各民族從游動狀態穩定下來。但即便是在1950至1990年代初期的嚴格管理時期,苗族人仍存在不同形式的流動。如在跨境流動方面,1950至1960年代初期,部分苗族因為受中國社會政治運動影響,尤其是在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便出現了較大規模的遷出。其間,還有零星地從中國嫁往越南的苗族新娘。而在國內流動方面,也有少量家庭在一定區域的不同村寨之間不斷遷徙。如昆明周邊的B村,1960年代便有兩戶家庭依托姻親關系遷入本村。此后的另一次較大規模的跨境流動,發生在1979年中越戰爭期間。因為越南實施的排華政策,大量苗族邊民遷入了中國。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因為沒有分配到土地而成為難民。如在中越邊境馬關縣的C村,當時便有8戶遷入,并且后來全部成為了難民。

  更具代表性是在1976~1999年的15年里,越南黃連山省有32121赫蒙族人自發地移居。甚至1990年代初期,該區域每年仍有3000人左右的不斷移居。而在中國當代,這種游動同樣沒有消失,而是以其他少數民族中較為少見的舉家搬遷,即徹底離開本土的打工方式繼續延續著。在西雙版納中國老撾邊境的G村,有8戶以燒荒墾地為生的苗族,是分別從文山、紅河等地輾轉遷徙過來的。而當地政府只是給較早到來的2戶落戶,其他6家則選擇繼續遷往別處。昆明附近的B村,同樣先后有2戶家庭因為租種其他村寨的土地,徹底遷出了本村,但他們的戶籍仍在當地。最值得重視的是,他們搬遷后絕大部分都再也不回原居住地。可見,苗族在當代的遷徙仍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長期的遷徙傳統在該群體身上烙下了深刻痕跡,它們表現在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生計方面,苗族人長期開展不斷游動的刀耕火種。其次,在社會生活方面,他們的社會結構顯得極其多樣化,不同國家、區域的內部的社會具體結構方式復雜非凡、靈活多變。他們表面看來極為零散,但卻又能通過周期性儀式、族群與民族認同等實現較大規模的整合,甚至發動類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撾“秘密戰爭”等大規模社會運動。最后,在文化方面,數百年的遷徙讓該族群產生了內部文化的高度多樣性。遷徙元素深刻地體現在他們的語言、支系、村寨布局,文學、服飾、建筑等藝術,以及儀式與宗教觀念等幾乎所有方面。

  其一,在語言方面,云南與東南亞苗族所使用的語言屬苗語三大方言區中的西部方言。這種方言內部又分為八種次方言。其中部分差異超過30%。此外,這部分苗族的支系達數十個之多,包括Hmongb Shib(或Hmongb Lens)、Hmongb Nzhuab、Hmongb Dleub、Hmongb Shuat、Hmongb Soud、Hmongb Buak(或Hmongb Dlob)、Hmongb Bes等。他們之間的重要節慶、儀式、風俗習慣等均存在系統性的差異。有的支系之間甚至因為發生過戰爭而嚴格禁止通婚。

  其二,在村寨建筑方面,首先是苗族的村寨乃至家庭的土地大多邊界模糊。村寨邊界的模糊絕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同時也是社會和文化心理的。如云南苗族村寨幾乎都不存在寨門,對村寨邊界人們的認識也不夠精確。于是導致今天仍廣泛存在的“插花地”現象。它是指各個家庭乃至各個村寨之間土地相互交雜并存的現象。較為極端的個案,是有的家庭的土地竟然是由不同位置的六七個小地塊構成。而在文化層面,則具體表現為村寨性的儀式活動——祭龍,每年的主持者均為各家輪流擔任,由此表明他們的村寨中不存在族長、首領等傳統權威。村民各家庭建筑也傾向于高度零散的格局。這種較高程度的均質與平等,應該同樣是長期遷徙流動的產物。

  其三,在文化、服飾藝術等方面,該區域苗族神話傳說許多都與遷徙、戰爭等直接相關。如苗族眾多的關于民族起源、發展的神話傳說。而服飾的花紋,則被視為對遷徙路線的記憶。大花苗的包裹式的獨特發型,據說是用于緊急情況下搬遷時儲存糧食種子之用。最后,他們的部分傳統房屋只是極為簡易的、由樹樁和茅草構成的“叉叉房”。

  其四,在儀式與宗教觀念方面,如“做嗦”家族儀式主要只在Hmongb Nzhuab中存在,不同支系在婚喪嫁娶等人生重大儀式的環節和先后順序等方面,都有極大差別。甚至在支系內部的各家族之間,他們的很多家庭的重要儀式的具體環節都是差異極大的。進而,他們的神靈的譜系,特別是極為重要的祖先神靈,同樣表現出短暫性的特點,即他們缺乏漢族安土重遷的觀念。而且,他們對于祖先的祭獻大多僅限于三代之內。

  由此可見,遷徙是構成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核心所在,并廣泛地滲透、體現在他們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許正是認識到這一特點,東南亞苗族研究學者王富文(Nicholas Tapp)才指出,苗族駕馭“邊界”的能力尤為突出,他們“擅長于邊界的跨越”。相關研究對苗族遷徙文化的文化藝術方面已有較多關注,我們將集中探討這種遷徙文化的形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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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何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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