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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法]“動物保護”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來自“狗肉”“猴戲”與“點翠技藝”的法律思考
  作者:孟令法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08 | 點擊數:2297
 

        摘要:作為政府行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進入制度化的層面后,從國家到地方分級制定了一脈相承的法律法規。但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卻出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動物保護的矛盾。近年發生的與“動物使用”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事件,如“狗肉”“猴戲”“點翠技藝”等不僅在社會輿論的辯爭中難以達成一致,更引發“非遺法”與“動物法”間的不一致甚至相抵觸,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在相關事件中的缺位,則進一步暴露這一規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制度化文本執行力的欠缺。如何更好地通過法律法規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可持續發展及其傳承人或享用者的合法權益提供系統的保障?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實施四年后的今天,如若要對其進行修訂,是否應當充分參考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以為法治社會打下法律本身和諧統一的基礎?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動物保護;輿論辯爭;法律法規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保護已歷經十多年,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下稱《非遺法》)自2011年頒布至今也已施行四年有余。整體上看,政府、學者與民眾的共相參與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愈發精彩的同時,更成為綜合國力得以增強的有力支撐。然而,如今的成就卻難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出現的問題。有學者指出政府主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結果構成了哈貝馬斯所指出的‘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害”,而“非遺”保護潛在的問題之一,“就是隱含了文明的沖突”。這種延續性的事實不僅存在“私權化、國際化、產業化的困境”,同時還夾雜著政府、學者與民眾的利益糾葛與權力爭奪。自2004年加入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治建設也得以逐步完善,而國家《非遺法》與地方“非遺條例”的相繼頒布則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奠定了制度基礎。不過,這些重“行政”而輕“民事”的法律法規卻在與其他“國家法”的比較中顯現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者“不作為”的缺陷。本文將以三起與動物保護(下稱“動保”)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事件為例,探討現行《非遺法》在保護與審定具體項目及其傳承人時執行力匱乏的事實,從而認為包括《非遺法》在內的所有法律法規并非獨立存在的國家行為,而是相互協調不斷完善的制度統一體。

  一、“狗肉”“猴戲”與“點翠技藝”:三個源于動物的“非遺”事件

  在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有不少與動植物密切相關的項目在當代社會引起不少民眾的嚴重關切,如傳統醫藥、日常飲食和某些傳統手工藝等,而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正常運行與傳承,確實也離不開某些動植物的“貢獻”。然而,隨著自然(環境)保護意識的現代傳播與深入,以動植物利用為特點的傳統生產(生活)模式在相關法律法規以及部分群體的干預下逐漸轉型。近年來,發生在公眾視域內的與動物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事件,莫過于“狗肉”“猴戲”與“點翠技藝”了。

  2011年9月7日大金華論壇發表的《觸目驚心,浙江金華湖頭的狗肉節》不僅在各大網站迅速發酵,并引起浙江小動物保護中心、首都愛護動物協會、中國動物保護記者沙龍等數十家公益組織的聲討,從而迫使當地政府在當年9月底即緊急叫停原定2011年10月18日舉辦的金華“湖頭狗肉節”及嫁接其上的“乾西鄉物資交流會”。盡管金華“湖頭狗肉節”的停辦也曾引發當地居民對生活習俗的捍衛,但在權衡社會影響與地方發展的利害關系后,原本集體性沿街食(弒)狗的行為得以隱藏,取而代之的“民俗文化藝術節”則為地方傳統的延續注入新的活力。與金華“湖頭狗肉節”的迅速解決不同,一直為人詬病的玉林“荔枝狗肉節”卻在爭論、對峙,甚至流血沖突中艱難前行。2012年6月“動保”人士片山空以向狗下跪致歉的行為藝術將玉林狗肉推向全國,從而引發各地“動保”人士對狗肉節的集體聲討,而于每年夏至涌入玉林的公益組織或個人在抵制“狗肉節”的同時也出現攻擊、謾罵與威脅的不良行為。面對外來者的干擾,玉林人對狗肉的態度似乎更顯堅定,他們在反宣傳、反抵制中保障自己的權利。2014年,“荔枝狗肉節”的流血沖突在迫使當地政府撇開與之關系并下令店面遮去“狗”字的同時,一則來自江蘇沛縣的聲援廣告則讓“狗肉風波”再起波瀾。雖然玉林“荔枝狗肉節”僅被列入2008年編撰的《玉林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資料匯編·玉州區卷》,但這已然表明它的“非遺”性。而作為全國唯一的“狗肉非遺”——沛縣黿汁狗肉烹制技藝——自2009年6月被列入江蘇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來就相對低調地延續著兩千余年的制作方法及飲食習俗,即便開啟于2007年的“沛縣狗肉節”也因民辦、規模小而少有人問津,但由此次聲援引發的抗議與批評,時至今日依然令其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人類與動物的密切關系來自遠古時代即已存在的“食物鏈”規則,不過農牧業發展的勞動剩余促使人們對娛樂的追求不斷擴大,而對捕獲動物或繁殖動物的馴化也逐漸被運用到人類的自我娛樂中,對此韋明華在《動物表演史》中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時至今日,例如馬術、斗牛、養魚、鷹獵等依然活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然而,在動物保護愈發強烈的當代社會,以西班牙斗牛為代表的娛樂方式在“動保”人士的激烈抗議中接受“禁令”。雖然中國尚未出現西方激進的“反動物娛樂”行為,但來自文化傳承與動物保護的“法律”沖突已然逐漸顯現。2014年7月9日,河南新野四名猴戲藝人——鮑風山、鮑慶山、蘇國印、田軍安在黑龍江牡丹江街頭表演猴戲時,被該市森林公安局民警以沒帶野生動物運輸證為由帶走,并于9月23日被牡丹江東京城林區基層法院判定“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罪”。為恢復耍猴人的名譽,讓耍猴藝術繼續傳播,四位被定罪的新野猴戲藝人于2014年10月8日上訴至黑龍江林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該案于2015年1月20日在河南新野人民法院異地公開宣判:撤銷牡丹江東京城林區基層法院判決,改判上訴人無罪。而由楊旭東博士《新野猴戲:從上層娛樂到下層謀生——以豫西南鮑灣村為個案》一文可知,新野猴戲的歷史可追溯到東漢,并在明清兩代達到高潮,然而在新時代、新經濟、新娛樂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猴戲藝人開始另謀生路。為了延續這一地方民間文化,河南新野猴戲已于2009年6月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雖然上述猴戲藝人尚未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名錄,但他們也是猴戲得以傳承的主體力量,理當受到《非遺法》的保護,然而本案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并未將之納入其中。

  當狗肉、猴戲尚未停止輿論喧囂時,京劇演員劉桂娟所發微博又引起一場有關戲曲服飾(點翠頭面)與動物保護的論戰。該的微博在不少人,尤其是“動保”人士看來,不僅是對生命的藐視,更是炫富的表現。然而,正是由于這次微博論戰,世人對點翠技藝有了更深的了解。唐李嶠在《擬古東飛伯勞西飛燕》中寫到:“誰家窈窕住園樓,五馬千金照陌頭。羅裙玉佩當軒出,點翠施紅競春日。”宋《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六《嶺南道十》記載,“烏滸夷。異物志云:‘烏滸,南蠻之別名,巢居鼻飲,射翠取毛,割蚌求珠為業。’”南宋曹勛在《泛水曲》中寫到:“畫舫維青幄,平波羃素煙。暖日熏花氣,新萍點翠鈿。”由此可知,“點翠”在唐宋時既已十分流行,并成為蠻夷之地的經濟來源之一。《清雍正十二美人圖》中的女眷穿戴上幾乎都有點翠飾品,而興起于清中晚期的京劇在點翠工藝的影響下,其服飾也出現了點翠飾品。簡單地說,“點翠工藝是中國一項傳統的金銀首飾制作工藝,是傳統的金屬工藝與羽毛工藝的完美結合,先用金或鎦金的金屬做成不同圖案的底座,再把翠鳥背部亮麗的土耳其藍色羽毛仔細地鑲嵌在座上,以制成各種首飾器物。”京劇作為中國首批(2006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于2010年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從而成為中國彰顯國際形象的重要標志。然而,作為京劇配套工藝存在的“點翠”雖未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的角度來看,點翠工藝也應同聲腔、身姿、舞臺、道具等處于同一地位。不過,這一工藝早已絕世于20世紀30年代,而其材料來源的“血腥”、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及其高昂的費用,注定這項工藝難以得到當代人的普遍認可,只能成為博物館的陳設。

  上文之述已然讓我們看到,不論“狗肉”“猴戲”還是“點翠技藝”,對特定人群來說都是再平常不過的生活或演藝輔助品,而在歷史的積淀中逐漸成為區域文化的代表、民族文化的象征。不過,在全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當下,越來越多的“動保”組織或個人,開始將注意力從野生動物的保護轉移到人們日常肉制品的動物保護上,從而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爭議、抵制與沖突中引發人們對“文化遺產”當代適應性,以及“文化法”與“動物法”矛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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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何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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