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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鑫]民俗醫療觀念與疾病的文化隱喻
——以高坡苗族大洪村為例
  作者:韋鑫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07 | 點擊數:1987
 

摘要: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身對于疾病的認識,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群存在文化差異,也就導致“求醫問藥”的方式發生改變。身體與靈魂的聯系,內嵌于親屬關系的骨血交融,高坡苗族有獨立的民俗醫療知識體系,其對于疾病的認知以及治療的儀式過程都有獨特的地方,并且成為他們重要的醫療手段。基于高坡苗族對疾病的認知以及醫療行為中的信仰,揭示特定文化環境下民俗醫療在疾病中的作用。

關鍵詞:疾病;文化隱喻;治療;民俗醫療


  苗族的傳統醫藥文化發展至今已是光輝璀璨,“神藥兩解”的民俗醫療觀念仍然影響著苗族人民的求醫方式,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苗族鄉村的人們在求醫問藥的過程中除了努力地尋求醫藥的方式治療外,也會采用宗教信仰,借助鬼師、媒拉、先生等神職人員的幫助,經常起到意想不到的結果。苗族人民在過去長期處于不斷遷徙,躲避戰爭,經常與自然、疾病做斗爭的情況之中,隨著時間的流逝,為了生存,苗族人民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知識,依靠師徒相授、口口相傳,形成了獨特的民俗醫療體系。

一、疾病的認知

  (一)疾病的分類

  醫學人類學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群去解釋患病的原因,研究疾病背后人群的文化背景與風俗信仰。“醫學知識的產生和教育受到其所處的文化模式的影響,疾病的診療受社會環境制約”。到現在,疾病不僅僅是由于細菌病毒所引起的了,很多疾病敘事已經超過現代醫學的范疇,尤其是精神和心理的疾病。

  南希·斯蓋普-休斯(N.Scheper-Hughes)和瑪格麗特·洛克(M.Lock)給出了三個身體的概念,包括:個體的身體、社會的身體、政治的身體。個體的身體是指身體自身的生活體驗;社會的身體是指身體作為自然、社會、文化的符號表述;政治的身體是指身體的調解和控制。高坡苗族對于身體的表征有獨特的認識,他們認為在個體身體中,頭發位于人身體的最頂端,人的頭發是最毒的,如果人被毒蛇咬了,用鐮刀割頭發捆在被蛇咬的傷口上面,以毒攻毒就可以阻止蛇毒擴散,因此人的頭發很金貴,可以用來做藥。例如苗藥師講述霍亂病發的原因,霍亂病發的高峰期一般是在夏天,天干才容易得,下雨的天氣反而不會出現霍亂病,他們居住的地方,農耕發達,遇到天干一兩個月,田埂就會變干,農作物也會干死,就挑水去澆,有時候拿污水也去澆,寨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牛經常會在那些地方拉糞便,村里的人就會割點草墊在那里,一等到滿了,捂著就像家里的肥料,天干了很久,突然就下雨了,路面上就出現一股氣,以前穿的都是拿草編的草鞋,經常腳都是露在外面的,這些氣就會從腳的毛孔傳進來,這個氣就是毒,也就是引發霍亂病的原因。

  對于健康和疾病的界線,高坡背牌苗族沒有嚴格區分的界線。健康就是身體沒有明顯的疼痛和不適,能夠正常的勞動;精神上愉悅,主要呈現在身體的過程中比如微笑、語氣歡快等行為。一般身體和精神能達到這樣的狀態就被他們認為是健康的了。相較于健康,疾病更容易被人們的身體認識到。他們也將疾病按身體疾病和精神疾病分開,身體產生異常的感受,主要分為“病、痛、傷”三類。“病”表現出飲食不佳、痛癢、頭暈、感冒發燒這些輕微的疾病,在人的承受范圍內,往往不會被認為是疾病,至少不會造成重大的困擾。身體最為敏感的是產生疼痛感,而且超過人的承受能力,這個時候才會引起他們的重視,感覺自己生病了。傷則是外力施加或者意外所致,例如刀傷、摔跤或因打架斗毆所引起的內傷。外傷是能夠被人看見的,而內傷是對身體內部機能造成了損壞,恢復的時間會很長。不論是病、痛還是傷,都需要人的身體感受到不適,他們才會將其視為病。在精神方面,一種是沒有明顯的疼痛感,行為異常、精神緊張、做惡夢、甚至瘋癲。第二種則是會感到身體痛,但是無法區分身體的疼痛來源于哪里,沒有具體可感的痛。在求醫問藥之前的一段時間,病人以及家屬會對疾病根據自身的認知進行分類,進行自我診斷之后才會去尋求解決的辦法。總之,高坡背牌苗族對于疾病的認知不是盲目的,他們有獨特的地方知識體系,“身體作為文化的存在性基礎”身體和精神都不是獨立的,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于一個確定的環境。

  傳統病因論有“自然”和“非自然”論。“自然”論“從物質的層面理解健康和不適,強調人體的平衡以及人與自然界的和諧。認為人體內的各種元素如陰陽、寒熱、體液和五行等順應自然的變化,保持動態平衡,人的健康狀態就良好。如果平衡受到干擾就會出現不適。”“非自然”論從超自然層面理解疾病,“不適被認為是由超自然的神、鬼、祖先的靈魂、惡靈或者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師或女巫、惡魔有目的的干擾引起的。醫治者通常采用宗教儀式或巫術來治療不適”,而高坡背牌苗族的醫療觀念處于兩者之間,往往一種病也會采用兩種醫療方式。

  案例1:“我的伙戚,牙齒冒血,送到醫院,牙齒淌血不停,像傳染病,止不住,晚上又去人民醫院,也說是傳染病,出血不止,找到鬼師拿書翻,就說好像是兩弟兄搞祖墳沒有謝土,還帶著一樣東西回來了,鬼師就叫他們去準備一個豬頭、四只豬腳、尾巴,謝土神就好了。家人就買了一個小豬,頭小,腳小,請鬼師謝土,12點家里的老小就集中去惠水看他,一個人不留,走路到藥勺才得車子坐,他們到惠水醫院看他,詢問他相關的情況,他說12點鐘就一滴也沒有流了,而那個時候我們在吃平伙,看牛,去看老祖宗的酒的壇壇,有人揭開石板看,老祖公的酒壇不見了,就另外買了一個新酒壇,原來是當時老祖宗的酒壇大,他們就拿起去家栽花了”。

  一般情況下,身體上的一般疼痛,由于天氣原因引起的發燒感冒、飲食不當、月經疼痛、肚痛肚瀉等常見的疾病,高坡背牌苗族還是會將其歸于“自然”引起的疾病。而如果剛出生是帶有“關煞”“發育不全”“克父克母”“癡傻”或忽然瘋癲等就會歸咎于“非自然”。在高坡苗族的民俗醫療體系中“自然”和“非自然”是不能分開的,一般久治不愈或突然發生的疾病,往往被認為是“災難”的降臨,非自然論就會占主導地位。

  (二)疾病的文化隱喻

  蘇珊·桑格塔指出“身體是文化的媒介,社會文化將自身的價值與組織結構表達于身體上,而身體的認知和感覺是文化的隱喻。”認為疾病的文化隱喻與社會文化和身體認知是有關系的,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高坡背牌苗具有很強的靈魂觀念,普遍認為人是有三個靈魂的,人在過世后,一個靈魂在家里,一個靈魂在墓地,一個靈魂歸祖,所以人在活著的時候,這三個靈魂是與身體相聯系的,只有它們交融才能被視為一個人處于健康狀態。

  當疾病入侵身體的時候,現代科技發達,大多數的人還是會到醫院去找醫生醫治,檢查結果為無法斷定病因或醫生無法醫治,就會考慮靈魂是否脫離了肉體,被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所脅迫。這時就會去尋求家族的“鬼師”或當地的“苗藥師”,“鬼師”是作為與神靈鬼怪溝通的媒介,而“苗藥師”具備藥理的地方性知識,所以民俗醫療就成了最佳的選擇。

  案例2:“寨子上有一個姑娘,十六七歲的時候,突然喊肚子痛,在地上滾了幾大間房子,說有人拿刀劃破她的肚子,送到醫院也不行,請“媒拉”拿米一看是撞著天上的飛刀鬼(dong ga zeng eng鬼刀天),房族中有兩個老鬼師,都說不會做,后來找了一個其他房族的鬼師來做,他拿稻草扎成一個三只腳的茅人(因為只有鬼才是三只腳),挽個頭,挽兩個手,再挽三個腳,用琵琶樹的一小節樹枝,削成一把刀,拿火子在刀上劃三道,從茅人的背后插到前面,把一只大公雞(大公雞用來祭茅人),雞冠子掐出血,從茅人的頭上滴下去,在火籠邊就開始念鬼,念完就送到三岔路口,沒多久那個女孩肚子就不痛了。”

  案例3:“在小孩出生的時候,父母會請鬼師用小孩的八字看小孩是否犯關煞,在十二歲之前如果不解,輕的會受傷,重的則會殘疾,然后就會選擇一個好的日子解關煞,由于種類繁多,所以解關煞的方式也不局限,但是都是一個復雜的儀式過程。”

  案例4:“有個十二歲的小男孩,突然發瘋一樣的跑,看著十多丈高的地方也敢往下面跳,二三十個年輕的人追了一天才追到他,然后把他捆起,找巫婆看犯這樣犯那樣,一去問才知道和別家的小孩一起到土地廟玩耍,解小便淋下去,還撿石頭把菩薩的脖子打斷了,他爸跑到土地廟,撿起斷了的菩薩說你老人家放了他吧,小孩子不懂事,我們拿雞敬你,到土地廟給菩薩拿酒,香,錢紙,公雞去敬菩薩,用灰漿把脖子接起來,結果這個娃娃就好了,然后喊餓,解繩子,說我不跑了,問他之前為什么跑,他說之前是有一個老公公追我跑,清醒后還是能記得那些事。”

  在進行深入的訪談后,圍繞著這些案例來看,對高坡背牌苗的民眾來說,身體的疾痛與生活好像不能體現出什么關聯。但是經過分析后會明顯的看到疾病后面的社會隱喻,案例2中將扎好的茅人送到三岔路口的行為,在當地人的眼中,三岔路口是孤魂野鬼徘徊的地方,那些鬼魂居無定所,遇到體弱多病的人就會去侵擾。但是事實上,了解了肚子痛的女孩的家庭,發現其家庭貧困,很早輟學,從小就開始參加勞作,承擔著家庭的負擔,平日里郁郁寡歡,這樣的情況令其經常感覺自己處于生病的狀態。案例3在拜訪幾個曾經給小孩解過關煞的家庭以及當地的鬼師后,他們都給出了他們的看法,“以前人丁稀少,小孩難養活,生怕出什么事”對于這樣的想法并不令人吃驚,大洪村的村民自稱是從江西遷徙到貴陽,然后又到安順,躲避了戰爭后輾轉到了現在居住的高坡,遷徙的過程中,要忍受饑荒、戰爭的肆虐,在以農耕為主的傳統村落,人口顯得尤為重要。案例4,土地廟在當地人的心中有一定的地位,從老輩起就相信土地廟能夠保佑當地風調雨順,冒犯是萬萬不敢的。所以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遺留好像在時空的變化中消逝,然而它卻在個體的成長中留下痕跡。在很多的社會群體中,即便那些土地廟、房屋以及話語體系慢慢的消逝,仍然可以通過生活在這個場域中的個體身體表現出來。不論是肚子疼、解關煞還是忽然的瘋癲,他們的疾病都或多或少的與周邊的生活環境相關聯,生活的抑郁,歷史的傳統,對神靈的懼怕等等,這就是當地人一直說的“以前人丁稀少,小孩難養活,生怕出什么事”的意義。身體的疾病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僅是鬼神的隱喻表達,更是社會發展的具體化。

  所以從田野的訪談調查來看,高坡背牌苗族地區的苗民認為疾病不僅僅是生理疼痛,當地的藥師也不會簡單的通過身體的不適來尋找病因,而是通過以往的經驗用儀式與神靈溝通,下達神諭以雞、豬等牲畜祭祀詢問生病的緣由并做出對策。不難發現,無論是對民俗醫療推崇的老人還是受現代醫療影響的年輕人,在突然遭受疾病時,例如忽然暈倒、身體不受控制、胡言亂語等病況都會不自覺的與“靈魂”“鬼神”聯系在一起,這時就會請求祖先、神靈的庇佑。強烈的靈魂、鬼神觀念,決定了當地民眾在遇到厄運、疾病時的處理方式。以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可以將這種醫療行為方式看做是一群擁有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群共有的心理暗示。鬼師、苗藥師、媒拉,首先確信自己是能與鬼神溝通的,其次是患病者,通過儀式治療過程,他們會從中得到鍛煉,獲得積極的暗示,建立強大的心理防線,減少恐懼感,使病人從心理到身體上感覺病情好轉;最后是參與儀式過程的民眾,這樣的儀式反映了社會生活中傳統的重要地位,以及當地民眾對地方知識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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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賈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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