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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布朗納]民俗和民間生活研究中的實踐理論
  作者:[美]西蒙·布朗納   譯者:龍曉添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3-02 | 點擊數:1914
 

  摘要: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北美和歐洲的民俗學研究方法就分別以表演和實踐這兩個關鍵詞而展開。雖然圍繞這兩個關鍵詞所構建的研究方向有一些共同關照的概念化民俗事象,但是作為一種表達行為,兩者的理論差距顯而易見。二者為回應社會變動而興起于20世紀同一時刻,但演繹和歸納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單一性(突現性)而實踐意味著民間行為的總體性(優先性)。21世紀的研究軌跡的表明,實踐理論在民俗學和民間生活研究中具有更廣泛的解釋力,特別是如果這些研究面向日常生活的“移動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展開。盡管可以共享由皮埃爾·布迪厄和安東尼·吉登斯推進的社會學、人類學的實踐理論,但民俗學的實踐思想集中在根植于重復的、多變的行為和框架性活動中的認知和文化慣例上。
      關鍵詞:民俗,民間生活,實踐理論,表演理論


      民俗學研究的口述史訪談中,資深民俗學者巴布羅·克萊因(Barbro Klein)表示從她長期在歐洲和北美的學術研究經驗來看,兩者在理論上的分歧比大西洋還要大(克萊因2009)。她指出,美國民俗學者逐漸與“表演”聯系起來,而歐洲學者對圍繞戲劇理論的隱喻展開研究表示懷疑,并認為他們已經合并了表演研究,或者說將其視為“描述性方法論”的表演研究融入到了作為歐洲文化研究基本方法的“實踐”中去了(克萊因2009:10)。筆者將在本文中進一步拓展克萊因的這種視角,即將表演和實踐分別作為美國和歐洲各自研究方向的關鍵詞,同時認為實際上其研究共享一種將民俗作為表達行為類型的關照。兩種理論為回應社會變動而興起于20世紀同一時刻,但演繹和歸納又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單一性(突現性)而實踐意味著民間行為的總體性(優先性)。筆者對其進入21世紀的研究軌跡的進行評估,并建議進一步擴大實踐理論在民俗和民間生活研究中的解釋力。為了論證此觀點,本文對實踐和表演相關的人文主義方法進行比較和歷史背景分析,并將其與民俗學方法和理論相聯系。
       最開始用實踐和表演來闡釋歐洲民族學者與美國民俗學之間區別的是彼得·詹·馬格里(peter Jan Margry)和赫爾曼·羅登伯格(Herman Roodenburg),他們“重新定義”(reframing)荷蘭文化的研究作為參考文獻影響到了美國方法論。當他們由荷蘭向大西洋西岸和大陸東岸眺望時,這兩位民族學家將歐洲學者的研究方法總結為面向“實踐”(Practice)的,即一種“綜合的”(comprehensive)或者整體的(holistic)文化理解概念,而不是微觀的社會形勢或情景(馬格里和羅登伯格2007)。馬格里和羅登伯格將現代歐洲民族學研究從進化論的傳統農民研究中區分開來,指出:“歐洲民族學研究那些熟悉的易察覺的‘日常實踐’(everyday practices),往往變成不熟悉的不明顯的,人們反而不愿意去思考。”(馬格里和羅登伯格2007,3;重點補充)。他們指出,與美國民族志將表演視為身體現象不同,歐洲談論“日常生活實踐”時意味著對民俗現象功能的基本原理和認知(或無意識)來源的探尋。馬格里和羅登伯格鄭重地宣布民族學學者在實踐面向的闡釋任務是論證“文化范疇既形塑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又在這些實踐中被形塑。”(2007,3)。為了嘗試將美國單一性的情境表演視角與歐洲關注的可比較的實踐相調和,他們將表演總結為“不與日常生活實踐相對立的”,但“為了.新的實踐和意義而具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度”(馬格里和羅登伯格2007,5)。
       按照關鍵詞或主題的論述,具有歐洲大陸遺產特點的民俗學和民族學,以及接下來美國觀察者對表演理論缺乏解釋力或概括力的批評,一個關于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問題被提出來:實踐和表演在民俗和民間生活研究中有什么差異(鄧迪斯2005,388-9;布朗納2006a;梅赫琳2006;奧林2006)。畢竟這兩個關鍵詞不可能同時是行動(action)觀察,承啟關系(context),或者過程(process)的標志,而是需要解析民俗扮演(enactment)的動機和功能,通常是采用狹義的文本(textual)研究方法嗎?有人會繼續問如果強調表演和實踐作為關鍵詞是美國和歐洲的風格(或者說各自不同的學術訓練),而不是克萊因所觀察到的強烈的研究差異呢?筆者將在本文中回答這些問題,實踐的理解確實與表演研究差異很大,并且在拓展文化傳統,思考認知或無意識行動來源,以及解釋范圍等方面超越了表演研究的局限性。

  1.歐洲“實踐”研究背景的歷史梳理(Histori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Practice”)
       在開始闡述之前,需要先處理對這個旨在繪制跨大西洋甚至全球民俗學未來研究方向的開闊的學術比較所可能引發的異議。讀者們會覺得,歐洲各種地域性民族性民俗學研究的歷史太過多樣,難以用“實踐面向”(practice orientation)的概念統一概括,或者說僅通過對文化實踐的關注來表述還不夠,這個關鍵詞需要一個自我意識的理論方法。而另一方面,美國民俗學者會認為自從1970年代以來,表演理論也幾乎很難統一,并且實際上按照不同的軌跡在發展。
       在歐洲民俗學方法關鍵詞的案例中,“歐洲”被用作地理標識,以便在史學調查中搜集各民族遺產(多爾遜1973;克萊門特2006)。還有一種歷史感,將從歐洲各地的民俗搜集彼此聯系起來,用民俗學史學者朱塞佩·科奇亞拉(Guiuseppe Cocchiara)的話說,“整個研究運動都是為了探索歐洲自己是什么”(科奇亞拉1971,8)。這場18世紀和19世紀的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有關,由格林兄弟(Grimms),)湯姆森(Thoms)、阿法納西耶夫(Afanasyev)、科爾貝格(Kolberg)、克羅恩(Krohn)和維科(Vico)等展開了相當多的民俗學研究,出現了一個進步的科學理性與無形的草根遺產樸實訴求對話的時代(布朗納2006b)。當這些早期的重要人物通過他們的收集表達出民族主義議題,并且有的表達了浪漫的民族主義興趣時,他們被認為對基于這些歐洲所搜集的材料進行比較研究的民俗學學科建立有所貢獻,并建議將這種研究拓展到歐洲文化研究中去(科奇亞拉1971,8-9)。
       20世紀西古爾德·埃里克森(Sigurd Erixon)主張在歐洲民族學中開辟一個關注敘事和歌謠比較研究的領域,并考慮將社會的和物質的實踐拓展到整個歐洲。他1967年創建《歐洲民族學》期刊,致力于打破“歐洲大陸內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學派壁壘”(本尼迪克斯和洛夫格倫2008,5)。這種聯合的嘗試是一個艱難的挑戰,特別是芬蘭的歷史地理方法,德國文化圈理論和英國“民俗學偉大的團隊”(被認為是進化論的)之間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多爾遜1968;豪托拉1969;布朗納1984)。跨國傳統研究興趣的興起,以及合并歐洲研究學派的思考,在20世紀50-70年代創造歐洲民間文化地圖集的努力時已經非常明顯(維爾德哈貝爾1972,495;羅根2008,67-8)。例如桑德爾森(S.F.Sanderson)在1971年民俗學年會上發表了關于英國民俗實踐與大不列顛群島結合起來共同探討歐洲大陸文化的重要演講。桑德爾森認為,這個項目“將會把我們(英國民俗學家)拉得更加緊密,并且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同行更有效地合作,可以豐富彼此的學習和研究(桑德爾森1971,90)。雖然沒有完成,但這個項目的研究確實是有效的,特別是在民俗生活的研究中對社會和物質、文化加以強調,使研究邊界有所交叉,而且為此后的跨國研究,延伸與限定歐洲文化研究做好了準備(埃文斯1972;屈森1990;維林加2003)。
       湯普森·西帕斯(Thomas K.Schippers)在其“歐洲人類學調查”中,認為1950-1980年代是從1920年-1945年代后出現的一個變革時期,主要關注于“研究歐洲和主要民族國家農村社會”(西帕斯1995,235)。早期研究期間關注于收集識別地區和民族文化差異的實證數據,以及將同一區域的手工藝、建筑、口頭傳承和社會活動整合在一起并進行解析的方法,致力于進行關聯性和功能性承啟關系解析。這些文獻記載經常涉及文化實踐或風俗之類的。西帕斯環認為,大西洋學術交流出現在二戰盟軍時期,聯合了大英、法國、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這些領域大部分研究的興奮點是一種新的關于情境行為的民族志研究,埃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克里夫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喬治·巴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主張像對待文本一樣對社會性地構建的現代情境進行“閱讀”。
       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根據民俗學家的記錄民俗學的新民族主義分歧被應用于構建新的共和政體,雖然同時也有很多致力于東西歐民俗學家交流的努力(恩維1999;羅根2008)。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也刺激了共享歐洲文化的實踐,從而促成了歐盟的成立。雷金納·本尼迪克斯(Regina Bendix)和奧瓦爾·洛夫格倫(Orvar Löfgren)2008年在《歐洲民族學》(Ethnologia Europaea)“重新思考歐洲”上討論了一個特殊的問題,“歐洲經濟的統一也為提升歐洲文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條件,例如,隨著歐洲經濟行政管理的提升,文化政策也隨之提升”(2008,5)。他們也發現了新歐洲的另一個意外效應,即對既有研究主題和歐洲民族學研究“原則”的反思,“隨著跨越國界的新興趣的出現,歐洲民族學研究的視野更廣闊了”(本尼迪克斯和洛夫格倫2008,5)。這種興趣的一個例子就是2008年第九屆國際民族學和民俗學大會的主題:“超越‘歐洲遺產’:解放民族學的想象力”(弗里克曼2008,34)。
       基于對歐洲研究傳統共性的反思而提出的關鍵詞包括“經驗”(experience)和“實踐”(practice)。他們強調歐洲許多國家的民俗關注的是地方化或社會化的持續慣例,可以稱之為文化。根據這種思路,表達風格(genre),比如故事、傳說、游戲、儀式、舞蹈和歌唱,都在整個生命歷程中,在社區、地域、族群或者地方中被體驗。民族學的研究不再集中于農村社會,而是重新聚焦于現代社會、城市社會,并且將以往用于研究傳統社會的實踐或行為應用于對現代社會的研究(見楊森2009)。例如,瑪雅·弗萊克曼(Maja PovrzanovičFrykman基于“無論起源如何社區經驗或實踐經驗都被共享,而其‘所有權’則是基于日常的使用”,對歐洲民族學和民俗學研究的狀況進行了評估(弗里克曼2008,19;重點補充)。康拉德·克斯特林(Konrad KÖstlin)補充,知識敘事由學者們圍繞“實踐”而展開的相關研究交織而出。用他的話說,民俗學家或民族學家“向人們解釋什么才是他們的實踐”(克斯特林1996,174)。為了探尋民俗學和民族學全歐洲方法論,梅雷亞德·尼克·克萊斯(Máiréad Nic Craith)引入了《歐洲日常生活文化》(Everyday Culture in Europe)(2008)以支持斯特林對文本研究的抨擊,宣稱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常常在其內部環境中工作,“應該注意人們做了什么,而不是人們說了什么”(尼克·克萊斯2008,5;同見于科克爾2008)。由此,一個以《日常》(Quotodian)命名的期刊于2009年創刊,荷蘭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鄭重宣告推動“作為生活經驗的文化研究”(《日常》2010;重點補充)。編輯宣稱,在全球化和“地方認同再現”的刺激下產生的“新方法”出現時,過去熟悉的歐洲民族學和民俗學的“一致之處”立馬顯現出來(埃爾佩思等2009)。當意識到舉國關注的民俗學的議題和方法時,該期刊提出“文化實踐”——構思為被認為或表達為傳統的、可觀察的、可比較的行動——作為聯結整個歐洲民族學事業的關鍵詞。
       歐洲在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獨立,殖民主義的中斷,以及蘇聯的解體,將研究非歐洲的人類學與歐洲民族學和民俗學聯系起來。歐洲大陸上自由的抗爭(與革命斗爭相關聯的標簽曾被希臘和愛爾蘭的組織使用)與國家政權針鋒相對,從而威脅到部分族群文化的可持續性,比如巴斯克、愛爾蘭、瓦隆人、車臣,阿布哈茲,而這些族群的抗爭基于他們的民俗的“所有權”(property)和“權力”(authority),超越了“遺產”(heritage)的概念(庫特馬2009;馬蒂森2009)。頻繁地以歐洲為背景的小共同體持續以實踐為中心,研究底層、移民和難民,質疑同化的模式,民間行為包含的概念為與政治統治系統的對抗提供了條件(見紐瓦爾1978;麥德爾2004;羅伯茨2006;迪比茨,范德霍斯特和凱珀2007;弗里克曼等2009)。關于階級聯盟和民間實踐所表述的權力關系的馬克思主義解析不僅體現在俄羅斯和東歐民族志學者的工作中,而且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處理一些由現代化和民間族群自我認同混亂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時(利蒙1983;托卡列夫1985;席佩斯1995,240-1)。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權主義對民俗學者解析思路有特別的影響(代表著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理論和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的興起),他認為與其把民俗視為“古雅的”(picturesque)元素,不如“將其作為一種特殊社會階層的沒有被現代思潮觸碰過的‘世界概念’來研究(葛蘭西1999,134;也見于凱爾斯密斯1979;拜恩1982)。
       很多21世紀歐洲民族學家和歷史學家呼吁在沒有農村社會和沒有底層社會的人之中強調文化實踐的“小民族學”(small ethnologies),關注過去世代中帝國和精英系統的承啟關系(context)困境(見格維茲門松2001)。例如,安東尼·巴克利(Anthony D.Buckley)在北愛爾蘭的民族學調查發現“對這個小群體的研究已經非常多而豐富,且不可避免受到于20世紀60年代末激烈沖突爆發的影響。這種沖突促成了阿爾斯特的民族學家一次重大的研究范式的轉變(2008,174)。根據巴克利的說法,新的目標是去發現作為人們“生活方式和實踐”基礎的思想、觀念、價值觀、信仰和假設(巴克利2008,174;重點補充)。他在提到民族學傳統研究時強調: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不斷改變思想、目標和實踐,因此他們在不同的承啟關系(context)中有不同的意義。盡管如此實證調查仍然是民族學和民俗學研究的核心。思想和實踐在不同地方存在并分散,而只有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定特征維系著社會族群的發展,這種假設依然是有效的(巴克利2008:174)。
       根據吉塞拉·維爾茲(Gisela Welz)的界定,過去歐洲許多民族學家的社區解析是基于鄉村或者城市社會中歷史社會族群或者“小規模社會群體”(small-scale social units)的,但在21世紀實踐的概念代表“網絡”(networks)的交疊和現代情境(situation),在其中儀式性的或者說模式性行動的發生變得更有吸引力,以標記移動的、社會構建的情景或框架。20世紀90年代法蘭克福的文化人類學和歐洲民族學研究注意到“多點”("multi-sited")民族志而不是扎根在單一孤立的地方的研究,以回應“如今地方和全球彼此緊密卷入,互相依存”(維爾茲2002,138)。提到歐洲主義的研究方法,她發現:研究項目的設計旨在關聯多種地理場景,并彌合彼此之間的距離。許多人類學家認為采用這種更具流動性的民族學研究模式,能將對小規模社會群體的關注轉向跨越國界的社會形成和文化實踐的討論,盡管地理上分散,卻能將地方社會、跨地方社會角色和團體聯結起來(維爾茲2009,49;重點強調)。
       “移動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中“實踐”(Practices)意謂重復的,變動的行動,由社會互動、政治結構(州和地方層面)、預感和心理需求引起。由此,實踐意味著一種象征性交流,分析者經常將文本及其關系考慮進去,并且在被視為傳統的隱性規則或隱性知識的表達范圍內產生影響(柯林斯2001)。實踐的概念不是將文本視為沒有意義的非承啟關系,而是允許文本或零散的記錄作為傳統和文化的表現形式存在(布朗納2009;卡爾達斯-庫德哈德和庫德哈德1996)。通過加入其他語言學的觀點,將零散的行動和風俗視為具體的重復的行動,民族學家和民俗學家將實踐概念化為依賴于社會共享,移動技術或者理解力,從而成為一系列學者在2001年宣稱的“當代理論的實踐轉向”的必要條件(夏茲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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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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