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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兆遠]驅蝗神:中國民間社會的蝗災預警
  作者:裘兆遠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20-02-25 | 點擊數:4625
 

     蘇州《藏書鎮志》中有一則1927年的民間賽會記錄:

  賽會有毗村三十六騎開道馬,由潘春生掌路程圖導向。隨后樂隊吹打,一班八人,有胡琴、竹笛、嗩吶、鐋鑼等樂器。接著有南竹塢、撩橋等村號稱七十二匹黃馬蹬子,然后是仰家村一帶的十六乘純白鑾駕馬,七段頭五乘純色護駕馬,馬隊壯觀,浩浩蕩蕩。其中有十匹棗紅馬,騎者一式裝束,手持虎頭行牌。

  同時期的吳地風俗雜志《點石齋畫報》中也記載了地處江浙交界的蓮泗蕩水上賽會的會況,圖畫配文載:

  嘉興北鄉連四蕩,遠近赴會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涇長虹橋至廟前十余里內,排泊如鱗。

  高高豎著桅桿的大船約有八百余艘,輪船二十四艘,其他漢口船三艘,青島和香港來的船各一艘,其余小網船和民船不知凡幾。

  無獨有偶,這水陸兩種會況的主神是同一個人,江南的驅蝗神劉猛將。清末民初,江浙地區民眾對這位民間的驅蝗神的崇拜達到了巔峰。猛將會的會況空前,就以《藏書鎮志》所記載的這次猛將會為例,直接花費近兩萬銀元。蓮泗蕩民國三十六年(1947),網船會所用豬頭達十八萬三千之多,民國三十七年(1948)4月,有“五十萬人虔誠頂禮”,敬獻給劉王的紗帽“價值黃金六兩”。江浙民眾對劉猛將的信仰崇拜可見一斑。

  一、從八蠟祭看早期的蝗神

  驅蝗神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蠟祭。古代有八蠟廟,周時稱為大蠟。舊時于每年建亥之月(十二月),農業生產暫停,民生休養之際,祭祀諸神,以祈禱來年豐收。所稱八蠟即為八種神:一為先嗇,即神農;二為司嗇,即后稷,為舜的農官;三為農,即古之田畯;四為郵表畷,郵為田間廬舍,表為田間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連綴;五為貓虎;六為坊,即堤防;七為水庸,即水溝;八為昆蟲,即蝗螟之屬。這是上古社會對與農業息息相關的各種神靈的崇拜與祭祀。

  《禮記》中載有一首伊耆氏的《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辭中就有祈求昆蟲不要為害稼穡的祝禱。上古農業社會,生產力低下,百姓、國家的命運是完全與農業的興衰緊緊捆綁的,昆蟲雖微但有時它給農業帶來的災難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其中典型的就是蝗災。陳正祥在《中國文化地理》中統計各地方志中所記載的蝗災數量,勾勒了中國的蝗災分布示意圖,中國的蝗災分布主要是北多南少。清人陳芳生《捕蝗考》中說“蝗生之地,謹按蝗之所生必于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太湖)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兗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該書列舉一則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時“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這便是民間視蝗為神的一個典型。

  其實在八蠟祭祀中,祀昆蟲的舉動也是出于無奈,如同祭祀厲鬼與瘟神,是不得已而為之。昆蟲是導致農業減產與災害的重要因素,農業社會受各種技術手段的限制,一旦氣候適宜就有害蟲滋生,在成千上萬,遮天蔽日的害蟲面前,人力就顯得很渺小,民眾在這種突發性自然災害面前往往手足無措,多數時候只能任其肆虐為害。就祀昆蟲的問題古代的學者也有過比較激烈的探討,在錢大昕《潛研堂集》中有問答“八蠟神”一則,問:八蠟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虎為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加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為二。或又有分郵表畷為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錢大昕對于蝗蟲害稼而受祀給出了自己的觀點“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為八蠟之一,非無征矣。或謂昆蟲害稼,于禮不常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為鬼,鬼有所歸,則不為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螽蝝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蠟所以終昆蟲也。”錢氏用辯證的態度考察了祀昆蟲的合理性,雖然與《禮記祭法》中“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的宗旨相違背,錢氏以厲祭為例,古代地方行政長官祭祀城中無祀孤魂,以此撫恤城中孤魂使其有所歸而不為害,蝗蟲祭祀也是這個道理。

  二、劉猛將:江南民間驅蝗神的典型

  發展到漢、唐時,蠟祭的活動受官方重視,但在明、清時期,卻不斷衰亡。

  明清時期民間的驅蝗神靈記載已十分豐富,《五行志》中有“蝗旱丹陽人禳蝗以牛豕祀蒲大王蝗即嚙竹樹菱蘆不及五榖”。《書隱叢記》記載“金姑娘娘號驅蝗使者凡有蝗之處書金姑娘娘位號揭竿祭賽蝗即去,崇禎中有金姑娘娘紙馬”。《鎮江府志》有“神降于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今年旱蝗為虐,帝命我驅之,而蝗大至,彌漫林莾。民始大懼,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民爭出雞酒祀之,蝗乃飛去。”《荊溪縣志》有“太湖神廟在縣東南五十里均山區烏溪港俗稱王二相公廟,神有驅蝗入葦諸奇跡”的傳說。《蘇州府治》還有成化中吳郡朝真宮道士善符咒,嘗驅蝗治妖,隨禱輒應的記載,這些神人異士數不勝數,常見于方志筆記,其中最典型的是驅蝗神劉猛將,而古老的蠟祭在江南已經很少見其蹤影。

  《清嘉錄》“祭猛將”條有“(正月)十三日官府致祭劉猛將軍之辰,游人駢集于吉祥庵,中燃銅燭二,半月始滅,俗呼大蠟燭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輒應,為福畎畝,故鄉人問答尤為心愫,前后數日各鄉村民敬牲獻禮,抬像游街以賽猛將之神,謂之待猛將。穹窿山一帶農人抬猛將奔走如飛,頃跌為樂,不為慢褻,名曰軋猛將。”

  猛將神的身份來歷諸說不一。明人王鰲《震澤編》中有:猛將宋賜封揚威侯,或云即宋名將劉锜。弟銳嘗為先鋒,陷敵保土者也。光緒《蘇州府志》稱猛將廟舊在中街路宋仙洲巷宋景定間建。

  康熙二十五年湯文正公上疏毀吳地五通、五顯、劉猛將軍、五方賢圣等淫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康煕五十八年直隸總督利李維均恢復劉猛將祭祀,他說這是他在康熙五十九年扶乩䖍請降靈時所得到的神示。至雍正二年李以其事稟告朝廷,朝廷把劉猛將軍列入祀典,要求各府州縣建廟以祀。道光四年御書賜匾,咸豐七年敕封“保康”二字,八年又賜匾,頒直省制額恭懸,同治四年加封“普佑”二字。但通過降靈所得神為元指揮吳川劉承忠的說法確實荒誕無征,不足置辨。猛將祭祀宋、明時就有,而祀元朝人,這讓人匪夷所思。清人筆記中有大量的劉猛將軍為劉锜的記載,劉锜為南宋中興名將,與岳飛、韓世忠齊名,抗擊金兵屢戰屢捷《宋史》有其個人小傳。而清朝統治者是金人之后,清太祖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建立后金。清人祀典列祀抗金名將則多有違礙,所以用劉承忠這一抗元將士來取而代之,而對于民間的百姓來說,祀典所祀對象,對他們的民間信仰活動是沒有影響的,只是政府往往會用正祀、淫祀來判斷民間信仰活動的合法性。不過清朝官方的行為使劉猛將信仰在官方推動下實現了全國范圍的普及,劉猛將軍也被名正言順地列祀于北方八蠟廟中。受南北風俗影響,北方的劉猛將祭祀基本是官方行為,而南方則是官民并舉,熱鬧非凡。江南地區的猛將堂隨處可見,猛將老爺在民眾的生活中是一個集體認知,以致一到會期,江、浙地區或以鎮為單位、或以縣為單位舉行規模浩大的賽會。民間信仰的猛將神是一個十分親民的孩童。江浙地區流傳有《猛將寶卷》和《猛將神歌》,最早的版本有乾隆時的《天曹猛將寶卷》。其中描寫的猛將形象都是孩童,赤腳、紅布扎頭、手持寶劍。民間稱其為赤腳劉王。正因為是孩童,民間傳說中劉猛將往往都是以頑皮可愛的孩子形象出現,以致賽會時民眾把神偶頃跌粉碎,神靈都不以為意。

  三、江、浙猛將會的水陸會況

  江浙地區魚米之鄉,經濟富足,民眾的踴躍參與民間賽會,期間各種交易可以自由開展,百姓的農具、生活用品、土產都可以在此時得到流通。賽會的舉行在各地形成了香市,增加了地方經濟的活力。

  吳地鄉間的猛將會較為典型有木瀆穹窿山腳下的猛將老會和江浙交界蓮泗蕩的網船會。前者主要是農民參會,后者的主體是漁民。兩者的會況都能見諸史料,特別是蓮泗蕩網船會,民國報刊曾多次報道其盛況。下面就來回顧一下這兩種會況。

  善人橋穹窿山東南各村,向例每越七年,必舉行穹窿老會一次。加入計四十村,約一千余戶,分作七十二段;木瀆區與善人橋區各占一半。出會時情況之盛,為蘇城西南任何賽會所不及。單就馬匹一項而論,為數有二百余匹之多,遠由昆山、無錫、太倉等處雇來。儀仗長可五六里,參加人數約四五千人。是時農輟于野,商怠于市,萬人空巷,爭先快睹;費時計三日:第一日走善人橋,第二日走木瀆,第三日走香山,儀仗所經,戶戶燒香,至為虔誠。會中偶像,相傳為總猛將,各地猛將皆屬其管轄,鄉民都尊稱其為老菩薩。

  出會之翌年,復須演劇三日,謂之“請老菩薩看戲”,是時各村男女,攜老扶幼,爭先恐后,擁擠異常。統計兩年直接消耗,須達兩萬金以上;而出會的目的,則為祈求保境安民,冀在此七年內風調雨順。會的組織所謂七十二段,尚有主段散段之會:主段之村落,輪值主持會務;散段之村落,僅可協助會務。劉猛將不供廟宇,輪坐“七段”人家,輪值戶主稱“段頭”,段頭一般有村長擔任,辦事能力較強。各家所認定之儀仗,亦有老帳根據,不可輕易變更,如力不能負,雖借債賣田,亦所情愿。七段頭每年逢立秋前三天走青苗會,正月十三日謂猛將生日,坐段要待猛將“交段”。散段可投帖預約待新年猛將。屆時請堂名、宣卷文藝班演奏,邀請親友吃“猛將酒”。一般當年出會下年做戲,以酬神謝段。

  每次出會籌備之始,約于陰歷正月初五日前,由七段頭發起,與村民商議出會日期,計選三個吉日,然后到老菩薩面前求簽,擇定一個,即作為出會開始日期。并由村民,分赴各村鳴鑼通知,雖深宵夜半,鑼聲不息,然后各村便鳴鑼附和,家家從事籌備出會時之必需要物品。

  出會一日,并須將偶像抬往靈嚴山開光,此事由供奉偶像之段頭主持,儀仗亦由該一村擔任,極為簡單,俗呼為“清導子”。至會期結束,偶像即由原段頭家抬往別村段頭家,翌年做戲,即由該村全村村民主持。后來隨著國民經濟的蕭條,1937年停辦。直到上世紀90年代,伴隨民間非遺的申報,猛將會也在村民的踴躍支持下得到了恢復。

        江南岸民的抬猛將活動由來已久,而猛將賽會的盛況在江浙漁民中更是達到了極致。清中后期,江浙交界的嘉興蓮泗蕩由于水面較大,泊船方便,又據交通要塞,漁民皆以此地猛將神具靈異而恭敬供奉。周邊漁民于每年清明、農歷八月十三畢集蓮泗蕩做社,款待他們的保護神“普佑上天王”。蓮泗蕩網船會的漁民主要來自浙江、江蘇、上海地區,他們以家庭為單位劃著自家的漁船齊赴猛將會,漁民按照地區的網船類型和捕魚工種分為各種社團,有扒螺絲的揚州幫、上海的碼頭幫、蘇州的太湖幫、蘇北興化幫,其中以絲網船漁民最多,所以人們也稱這一水上賽會為“網船會”。網船會大約興起于清咸豐年間。清宣統三年(1911年)的《聞川志稿》載:“吾鄉俗傳正月二十日開印,八月十四日誕辰,屆時江浙漁船成集(蓮泗)蕩中,以數萬計,演劇獻牲,歲以為例。至二三月之交,船之集尤多。”光緒十二年(1886年)《點石齋畫報》的《網船會》配文:“嘉興北鄉連泗蕩,八月十三日為劉王誕期,遠近赴會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涇長虹橋至廟前十余里內,排泊如鱗,是日奉神登舟,挨蕩巡行,年后回官。”

         在清明前后與八月十三劉王誕生日,各地漁民不約而同地匯聚到蓮泗蕩北岸。短短的幾天時間,成千上萬的漁船沿著蓮泗蕩北岸一字排開,將六千畝寬闊的蕩面擠得只留一條窄窄的單行航道。廟前的空地上,操著各地口音的船民豎起旗桿,扯開黃色旗幡,擺好豐盛的祭品,扶老攜幼,陸續登岸,剎那間,人潮如涌,旗幡如怒,十分壯觀。劉王廟出會當天有108個社團參與,一個社團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社團皆以其在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來命名,有令班、家丁班、暖轎班、香亭班、護香班、開道班、五道班、什景班、音潮班、旗傘班、鋼叉班、提香班、蓮花班、臂鑼班、臂香班、臺閣班、大爺班、二爺班、線條班、龍燈班、大旗班、解差班、巡捕班、拜香班、腰鼓班、紅衣班、龍虎班等等,這些班口在出會行道中都有各自的分工,有的抬轎、有的護轎、有的提香,有舞龍舞獅、臺閣人偶、掮旗扛傘,還有裝扮解差的差官,穿著紅衣的犯人,各種人物形形色色,數百人掮著高達五六米在風中啪啪作響的龍旗。出會的第一件事是掃堂,首先有七省社社頭在廟前場地上擰雞頭掃五道。隨后,各班口按照各自的輩分依次到劉王殿上參堂。六班書吏手拿棍棒、鏈條、枷鎖,身穿皂衣,在廟堂中來回穿梭三次,大鑼齊鳴。參堂結束即接劉王出堂,把劉王像抬進暖轎。此時香客都往劉王身上獻金銀首飾,以示神靈之榮耀。等各班口準備就緒,即開始劉王巡香,所到之處民眾歡呼雀躍。巡香線路圍繞王江涇鎮一圈,半夜劉王借宿鎮上關王廟,次日回駕。若遇下雨,則劉王出會走水路,先是戲班船開道,后面拖十二只踏白船,踏白船主要表演水上雜技供劉王觀看,后面是劉王出巡乘坐的輪船,上面可載四五百人陪駕。網船會的會況舉不勝舉,就漁民每家所貢之豬頭就有十八萬之多,以致民國時期有報刊稱其所費達十億之巨。

        四、防患于未然:民間賽社驅蝗之宗旨

        明清之際江南劉猛將信仰風氣已經形成,明后期以來的猛將信仰在清朝雍正時期得到了官府的認可,可以說是清朝統治者為順應民意而采取的一種安撫。猛將賽會給地方經濟貿易交流搭建了平臺,岸上居民與水上漁民都可借此機會互通有無,走親訪友。同時抬猛將本來就是一種民間運動,參與其中的民眾一呼百應,齊心協力,抬神奔走,鍛煉民眾體能,為地方民眾應對地方突發性盜匪侵擾提供了演練機會。

        當然民間也有對蝗災與驅蝗神的認識誤區,如《糊涂世界》中有一段譏諷故事:到了蝗蟲大勢已經蔓衍開了,各州縣上了事,說是怎樣撲殺,怎樣燒除,這些辦理的情形,制臺大人大為不悅道:“這是什么話,幾千兆生命都被他們弄死。”便連夜發個通飭,飭令各州縣,去向劉猛將軍廟去祈禱、許愿、唱戲、修廟這些事。這蝗是神蟲,奉了神命而來,自然奉了神命而去。若是一味蠻打,不但害了多少生命,那劉猛將軍派出來的神蟲被你們打死,他豈不生氣。以后,若是越派越多,豈是撲打能完的事?因此不許各州縣捕蝗。又恐怕各州縣奉行不力,卻暗地里派了幾十個候補州縣在外邊私訪。外州縣得了這個信,大家已都是氣餒。還有《庸閑齋筆記》中“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舁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喧嘩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尚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眾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兩則案例雖是小說筆記中的素材,但投射到現實生活中,難免有人會有此種經歷。

        民間信仰活動對于驅蝗的意義在于時時警戒,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有時也能佐政治所不及,這就是所謂的神道設教。國家充分發揮了祭祀穩定民心的功能,使萬物有所歸而不相爭。驅蝗神的祭祀是時時提醒國家要提防這一自然災害的發生。對于受害主體的農民來說,賽會可以讓他們有所寄托,齊心協力,歸根到底驅蝗神祭祀是一種國家為應對自然災害而在民眾中所設置的警示。張岱《夜航船》有“趙守青州,蝗自青、齊入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馬援為武陵守,郡連有蝗,援賑貧羸,薄賦稅,蝗飛入海,化為魚蝦。孫覺簿合肥,課民搏蝗若干,官以米易之,竟不損禾。宋均為九江守,蝗至境輒散。貞觀二年,唐太宗祝天吞蝗,蝗不為祟”。這些都是靠人力與蝗災斗爭而保境的實例,在災難未生前廣行仁政,敬授民時,節用愛人,做好各種預警機制,防患于未然,自然在遭遇蝗蟲這一天災時的損失也能降到最低。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2020-02-21
【本文責編:梁春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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