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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從語詞層面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基于《公約》 “兩個中文本” 的分析
  作者:巴莫曲布嫫 | 中國民俗學網   發布日期:2016-01-10 | 點擊數:18061
 


摘要: 本世紀以來,在文化遺產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法律文書堪稱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但該《公約》目前存在兩個中文本: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經其秘書長確認并納入《聯合國條約集》的“前在本”并非交存于教科文組織秘書處并由其總干事保管的“訂正本”。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其《公報》或是網站正式發布的中文本既沒有留下“訂正本”的明確標記,也沒有披露過與“前在本”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基于這樣一種“文本間關系”,本文通過檔案查證和抽樣比對,以期從《公約》本身厘清核心術語之間的關聯、錯位與對接,揭示二者之間的不一致處;進而結合兩個中文本在中國的使用情況,說明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指”和“能指”,還是需要回到在《公約》的概念框架中,以文本為原點,從語詞層面觀察《公約》創制的一系列關鍵詞對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的非遺保護所施加的潛在影響及其意義消解的可能性。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有效文本;概念框架;術語系統;工作語匯

作 者:巴莫曲布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口頭傳統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郵編:100732


  先從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說起,因為與本文后續的分析密切相關。2003年10月17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下稱《公約》)在第32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下稱“教科文”)大會上通過;2004年8月28日,經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成為第6個批約國家;2006年4月20日,《公約》經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和大會主席簽字正式生效;2008年6月,《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操作指南》在第三屆締約國大會上通過;2015年4月14日,教科文195個會員國中加入《公約》的國家達到163個。該《公約》空前的批約速度,遠遠超過了教科文在文化領域訂立和通過的其他重要公約,這不僅表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也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嶄新的概念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普遍接受的印證。正是這樣一個從陌生到熟悉的新名詞,既豐富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文化創造力的話語表達,也改變了人們理解文化遺產的認知方式和實踐方式。

  但是,“非遺”作為一個新概念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與“非遺保護”作為一種新理念進入人們的生活實踐,二者之間畢竟不能劃等號。從概念的接受,到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步之遙。我們似有必要回到《公約》本身所創制的一系列概念和術語中去理解“非遺”這個核心關鍵詞,由此厘清構成“非遺保護”理念的語詞世界、對話關系和話語系統,從而為今后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的保護實踐探查可持續發展的多重進路。而《公約》文本,在教科文倡導的“提高認識行動”中依然是我們前行的一個起點,甚或更是一個原點,需要我們不斷出發,同時也要不斷回歸。

  一、問題的提出:《公約》存在兩個中文本?

  教科文組織在制定、促進和實施教育、科學及文化領域規范性文書方面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在文化遺產領域的準則性行動則主要分為兩類:在國家層面協助各會員國制定并落實適當的國家立法或法律框架,從而有效保護各國文化遺產,“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法規數據庫”(UNESCO Database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s)的建設便是其成績的主要體現。在國際層面則是制訂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三類國際文書,包括公約、建議書及宣言,體現了該組織法律文書的三種基本操作原則:一為“宣言”,系純粹的道德或政治承諾,以良善信念為基礎將各國聯合起來,如《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二為“建議書”,即針對一個或多個國家,力圖鼓勵這些國家采取特殊手段,或在具體文化環境下以既有方式采取行動,原則上對各會員國不具有法律強制性,如1989年通過的《保護傳統文化與民俗建議書》。三為“公約”,系“協約”、“協定”的同義詞,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達成的協議,表明相關利益方的共同意愿,對締約國具有法律約束性,如我們正在討論的2003年《公約》便是近年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最為重要的一個國際法律文書。[1]

  《公約》的快速發展,實際上從一個側面映射了各個國家對這類日益脆弱的人類文化遺產所給予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社會亟需找到一種強有力的法律框架為共同的目標和行動保駕護航。各國在履約過程中,嚴格采用其有效文本(authoritative text)應該是題中應有之意[2]。《公約》第三十九條對“有效文本”所做的如下規定:“本公約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擬定,6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也就是說,不能把中文本簡單地理解為基于英文、法文或其他語種的譯文。而中文本作為六種“有效文本”之一也有其法律意義上的唯一性。然而,就目前的使用情況而言,《公約》確有兩個中文本。

  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而言,在2003年《公約》通過的前后,其“最初的”中文本就已經開始通過教科文網站進入中文世界,那是因為按照教科文組織法,任何公約通過之前,教科文法定機關都須按照六種工作語言準備約文草案,以便納入會員國大會的議程進行討論。筆者至今還保存著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草案初稿》(32 C/26 Annexe III)就是當年大會的討論底稿。在《公約》通過后的12年中,細心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但凡引用《公約》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及其基本領域或保護措施,往往會出現兩種并不一致的“表述”,但我們往往沒有認真去對待。

  重新翻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基礎文件》及其不同版本,同時查閱中國互聯網和教科文的“UNESDOC 數據庫”(下稱“教科文數據庫”),其實不難求證和對比文本之間的異同和內在關聯。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確實存在兩種文號略有不同的《公約》文本,一是MISC/2003/CLT/CH/14,一是MISC/2003/CLT/CH/14REV.1,后者是前者的訂正本,也是目前教科文網站對外公布的中文本。文件記錄號132540c則是數據庫自動分配給關聯文件的唯一標識符號,c則是中文本的標注[3]。

圖1:帶有文號“REV.1” 的中文訂正本封面

  聯合國系統的文件編碼有非常嚴格的規制,據此可以判斷文件歸檔的基本分類、成文時間、所屬部門、涉及的領域、文件序列及語言版本等(ST/LIB/SER.B/5/Rev.5)。教科文組織的文件管理也大體按照這種久已有之的建檔傳統進行編制和管控。比如,文號的最后一部分是添加后綴,反映對原始案文所作的修改,通常存在以下幾種情形:

  -/Add.... 增編
  -/Amend....修正案:根據主管當局決定,就已通過正式案文某一部分提出備選案文
  -/Corr.... 更正(可能不適用于所有語文版本)
  -/Rev.... 訂正(替換以前印發的案文)
  -/Summary摘要版
  -/-* 由于技術原因重新印發的一份文件

  顯然,文號中倘若出現“Rev”就表明該文本為訂正本,“替換以前印發的案文”則意味著訂正前的文本不再具備可供正式引述的條件而被取代。換句話說,從《公約》訂正本印發之日算起,“以前印發的案文”就當失去其法律效力。

  通過文檔屬性的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公約》兩個中文本的創建時間和修改時間確有不同:文號為MISC/2003/CLT/CH/14的文件于2003年11月3日創建,12月5日修改(下稱“前在本”);而文號為MISC/2003/CLT/CH/14 REV.1的文件則創建于2006年5月23日,修改于2006年10月8日(下稱“訂正本”);而“REV.1”說明截至目前,該文本只進行過一次修訂。在教科文的法規庫中,該《公約》的條目下還能檢索到這樣的文件記錄:MISC/2003/CLT/CH/14 (REV. only in Ara and Chi) 。也就是說,六種語文本中僅有阿拉伯文本和中文本進行過訂正。按國際法規則和教科文實踐,任何修改都應按程序啟動,并由《公約》秘書處記錄、建檔和公布。

圖2:教科文檔案截圖

  然而,對《公約》中文本的修訂,或是對于存在兩個不同中文本的情況,國內主管部門沒有公開提及。在不存在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據此記錄可以得出結論:目前廣泛使用的前在本創建于2003年,已經被2006年訂正本取代,不再是《公約》的有效文本,因此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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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本文責編: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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