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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尹虎彬研究員逝世

本主題由 cfngroup 于 2020-3-14 11:09 設置高亮

訃告:尹虎彬研究員逝世

訃告:尹虎彬研究員逝世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民俗學家、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紀委書記、副所長尹虎彬研究員,因病醫治無效,不幸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10時2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60歲。
  尹虎彬研究員1960年5月生于遼寧寬甸,朝鮮族。1982年6月在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1984年9月在該校攻讀民族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6月獲法學碩士學位。2000年起在北京師范大學師從民間文藝學家鐘敬文、劉魁立教授攻讀民俗學專業博士研究生,2003年6月獲法學博士學位。1987年7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歷任助理研究員(1988)、副研究員(1997)、研究員(2002)、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少數民族文學系民俗學專業碩士生導師(2005)和博士生導師(2008);先后擔任民族文學研究所理論研究室副主任(2000)、主任(2003)、所長助理(2004)、副所長(2010)、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少數民族文學系主任(2011);2014年11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紀委書記(2015)、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學系主任(2015)。2015年1月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尹虎彬研究員長期致力于學術建設,并兼任《民族語文》主編、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為廣泛團結各學術領域專家學者,繁榮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民俗學研究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尹虎彬研究員的主要學術領域為民俗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他長期關注民俗學的前沿研究,致力于口頭傳統和史詩學的學科建設,成就斐然。他主持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級重大課題和國際合作項目多項。主要著作《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專著)、《故事的歌手》(譯著)、《河北民間后土地祇崇拜》(專著)、《史詩觀念與史詩研究范式轉移》(論文)等學術成果在學界影響深遠,并多次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
  尹虎彬研究員學養深厚,學風正派,為人謙和,秉持公心,深孚眾望。自2014年11月到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工作以來,他夙夜在公,鞠躬盡瘁,為研究所的學術研究和黨建工作奉獻了無數心血和精力。在病重期間,他仍然時刻關心著研究所的學科發展,并帶病參加重要工作。
  尹虎彬研究員的逝世,是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民俗學等學術領域的重大損失,也是我所各項工作的重大損失。
  沉痛哀悼尹虎彬研究員,并望家人節哀順變。
  尹虎彬研究員一路走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2020年3月13日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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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尹虎彬老師

我跟尹虎彬老師,都是在學術會議相見,幾次聊天,對他有一個直觀的認識:他是一位淳樸、真誠的學者。
    一次跟他說起籍貫,他說他的父祖輩都生活在朝鮮鐵山郡,挨著中國。50年代,中朝兩國人民往來沒有身份證、簽證。他的爺爺有兩個兒子。爺爺說,一個留在朝鮮,一個去中國。他的父親就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公民。他的叔叔留在朝鮮。前些年朝鮮大饑荒,叔叔一家有人餓死。尹老師當時浩嘆:父輩們都沒想到,一念之差,生活境遇差距這么大!
    還有一次閑聊,我問尹老師會不會開車。他說他從80年代就開車,是我們這群人里開車最早的。當時開著一輛破桑塔納,沒事就往外跑,沒有通行費,也不存在停車難的事。我當時就很仰慕他,因為我80年代在農村中學教書,連騎個自行車都是向別人借,80年代后期才買一輛二八式自行車,還愛惜得寶貝似的。
    2015年在遼寧大學開民俗學年會,一位研究生的論文研究“王莽攆劉秀”,我就給這位同學推薦尹老師的論文,告訴她應該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研究。會場休息時,正好碰到尹老師,我跟他聊起他的那兩篇文章。我說,我老家河南那邊,有很多王莽攆劉秀的傳說,地名、植物名、天上星象,都有用這個傳說解釋的,很多人都能講;我本想搜集研究的,看到您的論文,我就不再研究了,因為我想做的事,您已經做過了。尹老師說,其實還可以繼續研究,我只是拋磚引玉,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搜集到,還有很多研究方法可以嘗試。他說的時候是真誠的。我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真誠的學者,追求學術理想,而不是名利或其他。
    今日突然聽到尹老師辭世的消息,感到太難以置信了!去年3月間,還看到他來郵件,讓我幫忙審訂屈永仙民俗學詞條,說這是“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工作”的一部分。我審訂了一稿,反饋給他,幾天之后,他又發來第二稿,讓我再審訂一遍。他做事總是那么認真。他給我的印象是干練利落,話鋒敏銳,走路輕快如風,無聲無響的,這是身體很好的表征,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人生無常,何至于無常到我們的尹虎彬老師呢!
    這些天看到太多社會謠言,真希望這條消息也是謠言。如果不是通過民俗學會官網看到這個消息,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真會把這個消息當做謠言。真希望尹老師還能在微信群發貼子,還能出來開會,還能在會上會下侃侃而談!

[ 本帖最后由 黃景春 于 2020-3-14 00:44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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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深有與黃老師同樣的感受。也是2015年年會期間,與尹虎彬老師談及岷縣寶卷之事,當得知岷縣有二三百種寶卷還在非常活躍傳承著,非常激動和驚訝,并說有機會一定來岷縣看看。我也在岷縣計劃召開的寶卷研討會中列有尹虎彬老師大名,可惜因出版社和地方等等原因,從2016年籌備至今沒有開成,因此尹老師也就一直沒有成行,引為遺憾!出版社近日通知,《岷州寶卷集成》十大冊即將開印,那么下半年就有可能舉行會議。特此向尹虎彬老師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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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虎彬


  今天是公元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我的好兄弟虎彬今天上午走了,離開了我們大家,他應該是帶著對生的眷戀和對親友的不舍上路的吧。
  知道虎彬有恙已有不少時日,但大家都沒有意識到,他的病是如此的兇險。步步緊逼的病魔,讓他離去的步履如此匆匆。
  大疫壓城的當下,人們都宅在家里,主要靠手機互通音問。不過虎彬是個極端不愿意給人添麻煩的人,于是,數月之間,聞訊想去探望的同事好友弟子等,都被他一一婉拒了。大概是怕大家擔心,他連自己的病情都一向回避不說。回復人們關切的話,都小心繞開了病情和治療方案。
  虎彬啊,讓大家揪著心,又不好冒昧打探情況,這并不能減輕人們的憂慮和擔心呀。
  尹虎彬,1960年出生于遼寧寬甸。朝鮮族。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隨后考入白崇人先生門下,攻現當代文學,獲得碩士學位。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后更名民族文學研究所)工作。歷任研究室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等職務。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期間,他還在職全脫產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鐘敬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民俗學。畢業后又回到原來的崗位工作。他在中國社科院工作了一生,入職時是27歲的小伙子,遽然離開時,還沒滿60周歲。
  我是早他一年進入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我們年齡相仿,業務方向接近,加上氣味相投,共同話題就多,互動就頻繁些。他在理論室,我在《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常常一起出差,到老少邊窮的民族地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那些年學界思想極為活躍,離經叛道的想法時常蹦出腦瓜子。口無遮攔,談天說地,每日好不快活。一旦遇上知己,把酒臨風,更是豪情滿懷。
  原來都是閑散之人,但后來卻漸漸被人賞識,我倆先后做了室主任,日子就慢慢不似先前的輕快。他先是做研究室副主任,后來成為主任,再后來成為所長助理,再升副所長,分管的事情頭緒漸多。我們研究所班子里,湯曉青早我一年來研究所,尹虎彬晚我一年。我們就是一茬兒人。所思所想接近,八榮八恥一致,做事一派和諧平順氣象。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無論是在社科院,還是其他機構,這種情況都不是很多見的。虎彬對班子工作和研究所工作的支持,那是全方位的,完全徹底的,不計得失的。說到這里,引以為憾事的,是大年前聯系虎彬,想約個時間去看望他。知道他身體有恙,幾次說要過去坐坐,每每被他借口阻擋。他沒有直接推卻,但說湯曉青也要過去,不如年假時從容安排一下。這個提議不錯,可惜因為疫情阻隔,就再也沒有機會聚聚了。虎彬是2014年平調到社科院的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兼紀委書記的。那以后雖然有過聚首,但彼此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在院部開會時碰到,多是寒暄,少有機會從容說話。他調去的研究所是大所老所,人多,攤子大,事情棘手,耗費他不少時間精力。尤其是這些年來,紀檢工作的繁重和吃力,是大家都多少能知道的。有時候看到他,就覺得他清癯的臉上掛著些許倦容。
  虎彬和我都曾是作家文學的底子。我偶爾弄弄老舍和張承志,他更醉心于當代文學評論。沒成想,我倆先后腳都轉向了。他先考取了哈佛燕京學社,我下一年尾隨而至。我到康橋時他尚未回京。在我租的燈塔街的百年老房子里,我倆常聚,弄一點簡單吃食,痛飲當地Somervelle酒廠的威士忌。后來回國后大力提倡帕里-洛德理論,種子是在波士頓種下的。他后來沿著這個方向寫了不少文章,著作有《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譯作有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等。能成為坊間所傳的“口頭傳統四大金剛”之一,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從哈佛回來北京,我們都立志要重新回爐,調整專業方向。我先于他考入鐘門讀書,他先于我去哈佛燕京走動。我倆還先后參加了著名的芬蘭民俗學暑校,得到勞里·航科和西卡拉的親炙。總之,有意無意地,我倆是沿著相似的路徑走著的。
  去燕京之前,虎彬還去了朝鮮。他有位尹姓前輩,曾是朝鮮共產黨的早期領袖,所以他去金日成綜合大學研修,得到大學當局的高度重視。他在平壤度過了一年,因為生活質量好,還規律,讓多年困擾他的胃病大為改善。說起來他頗得意,好像撿了大便宜一樣。后來他又攜眷去日本研習,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有了頗多切近了解。他原本就謙和多禮,日本的生活經歷似乎對此有所強化。
  虎彬雖為人極謙和,但學術上卻一向不含混,富有理論銳氣。他視野開闊,能博采眾長。在少數民族學者中,像他這樣寫一手好字的,很少。他的毛筆妍麗,硬筆遒勁,清秀俊朗咸備。他喜歡啟功先生的字,仿寫頗能得其韻致。我知其所好,送過他一冊啟先生的字帖。說起寫字來,都知道他書包不離身,里面永遠放著本子和一個精致的筆袋,筆袋里裝著十來支筆,有鋼筆、圓珠筆和鉛筆等。他酷愛做筆記,各種會議和討論下來,沒有人比他記錄更全。還愛用不同顏色的筆,把記錄稿標注一番,旁人看著花花綠綠的。
  他做學問悟性好,讀書不拘一格。在我看來,他的一個很大的優長是不經營學術,有老派文人的味道。隨性做文,筆意暢達就開心。較之那些刻意經營學術以求聞達的學者來,他的素凈、內斂和率性,要可敬的太多太多。
  他對民俗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貢獻,不是三言兩句能說清楚的,這里也不是合適的地方。
  今早得知噩耗,一直心慌意亂。虎彬的音容宛在眼前——利落的裝束,謙和的笑容,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我的老友,我的好兄弟,我永遠懷念你。


  朝戈金


  2020年3月13日 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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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哭虎彬兄


  昨天,宅在家里,忽然在朋友圈看到虎彬兄仙逝的噩耗,心里堵的厲害,一時倒也不知道說些什么。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戈金兄《哭虎彬》,眼睛又濕潤起來。我想,自己是有幾句話要和虎彬兄說說的。
  2014年離開《民族藝術》之后,我也就更加懶散,慢慢淡出了“江湖”,與朋友們主動性的聯系不再多了,與虎彬兄更是失去了聯系。
  虎彬兄長我一歲,我們都是同輩人,按理應該多有交流才是,印象中我們雖然見過幾次,但卻幾乎都沒有深聊。究其原因,除了虎彬兄謙和好靜,也與我一貫的懶散作風有關。
  因此,對于虎彬兄,我了解的實在不多,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給《民族藝術》的稿件,從來都不是直接給我,而都是通過巴莫轉過來的。
  如果有誰以為這是因為虎彬兄對文章心中沒底而不好意思面對我,就大錯特錯了。虎彬兄交給《民族藝術》的文章,數量不算多,但質量卻都是很棒的,我一向都是很樂意地盡快安排刊發。
  我想,這除了與虎彬兄謙和好靜的性格有關之外,更多的還是因為虎彬兄也是雜志的主編,能夠體諒主編的難處,擔心把稿件直接給我怕我為難而已。
  主編《民族藝術》多年,我一直得到虎彬兄的支持與關照。因此,雖然與虎彬兄沒幾次深聊,卻也想再說一次:謝謝,虎彬兄!
  一路走好,虎彬兄!

  廖明君


  2020年3月14日于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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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 電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驚悉貴所紀委書記、副所長,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尹虎彬研究員因病逝世,中國民俗學會同仁深感悲痛!
  尹虎彬先生是當代著名民俗學者,長期致力耕耘于民間文學、民俗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文藝理論、民間信仰、中國現當代文學諸領域,成果豐富,影響深遠,在學術界廣受好評。
  尹虎彬先生在口頭詩學和口頭傳統領域的學術貢獻更是舉世矚目。近十年來,尹虎彬先生密切追蹤國外口頭詩學的學術史及其前沿性理論成果,從民俗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關注國內口頭傳統和史詩學研究,著有《口頭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念》《史詩的詩學:口頭程式理論研究》《口頭詩學的文本概念》《口頭詩學關于歌的概念》《帕里、洛德口頭詩學試論》《口頭詩學與民族志》等理論評述,出版個人專著《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和譯著《故事的歌手》等,是我國口頭詩學和口頭傳統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尹虎彬先生2014年始任我會副會長,他為學勤奮,為人低調,品格高尚,謙和敦厚,在民俗學界德高望重,深受學會同仁愛戴。尹虎彬先生的逝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民俗學會的重大損失、國際口頭詩學領域的重大損失。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良師益友而感到十分悲慟!
  中國民俗學會謹代表中國民俗學諸同仁,向尹虎彬先生的家人表示誠摯的慰問。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斯人已去,斯學長存。尹虎彬先生的學問人品、道德風范,必將銘刻在所有民俗學者心中,激勵我們不斷前行。
  尹虎彬先生千古!

  中國民俗學會


  2020年3月15日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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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彬的笑容


  2020年3月13日10時26分,尹虎彬走了,走時距他60歲生日,只差兩個月。虎彬是帶著對朋友們的依依不舍走的,因為走的時候,虎彬沒有把他要走的消息告訴朋友中的任何一位。我想,虎彬是想讓朋友們永遠記住他在你——無論過從甚密的你還是萍水相逢的你——面前留下的笑容。
  我是在虎彬走后五個小時才從陳泳超處得知消息的。泳超在電話中對我說,你不用手機,也沒有微信,估計沒人電話通知你你就不知道。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躊躇多時,思來想去,覺得還是應該盡快告訴你,畢竟虎彬是與我們走得很近的朋友。果然,放下電話就再怕拿起電話與朋友說起虎彬,一張口就忍不住要淚涌失聲。
  我比虎彬年長八歲。平日里,虎彬總叫我“老呂”,贈書時稱我“學長”;而虎彬則自謙“師弟”或“小尹”。
  在中國民俗學界,鼎鼎大名的尹虎彬,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引進口頭詩學,無論“三劍客”也好,“四大天王”也好,虎彬必是“三”“四”之一。虎彬翻譯洛德《故事的歌手》(中華書局2004年),人稱“綠寶書”,即便不是中國民俗學界人手一冊的“枕中鴻寶”(《漢書·劉向傳》),也是民俗學研究生的必讀書。扉頁上故人的題簽“呂微學長 小尹 甲申春北京”歷歷在目,我指著那一筆一劃頗見功力又秀婉無般的毛筆正字小楷,對女兒說,讓你虎彬叔叔這么個一絲不茍的人,去當什么“書記”,管民族所這樣一個復雜的老大難單位幾百號人的吃喝拉撒,不是難為他嗎?“能不去嗎?”我曾疑惑地問虎彬,虎彬搖搖頭:“沒得商量!上午通知你,你下午就得報到。”我想,到了那邊,少了同行的理解和朋友間的信任,虎彬未必會很開心。果然,即便到了民族所以后,一有機會,虎彬還是時不時回社科院大樓參加本專業的學術會議。
  在中國民俗學界,虎彬的機智,少有人能與之比肩。學術會議上,虎彬更是經常語驚四座贏得滿堂喝彩,于是我總期待著輪到虎彬發表高見的機會。虎彬的高見,并不一定是因為他的見解多么與眾不同,而是因為他為自己的見解申述的理由,是你萬萬也想不到的。我擔任文學所民間室主任期間,因為獨斷專行的調人方式,多被人詬病,而支持我的唯有虎彬;我指導的博士生論文,批評其不達標者大有人在,也還是虎彬最先肯定了論文的質量,這才讓我放下心來。因為每次虎彬肯定我、支持我的理由,既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卻又總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信任虎彬。
  但有一事,我始終不解:虎彬2003年就在北師大獲得了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卻一直沒有出版。那些年,在社科院大樓開完會,又在“渝信”聚了餐,我和虎彬一同坐地鐵回家。入夜的長安街,華燈耀眼。我的最佳路線是先乘地鐵二號線到宣武門轉四號線,虎彬則要乘一號線。為了與虎彬多說上幾句話,我故意與虎彬同乘一號線到西單再轉四號線。我記得就是在地鐵上,我小心翼翼地向虎彬提出了我的疑問。虎彬笑了笑搖搖頭:“你不知道這背后的水有多深!”我有所醒悟。是啊!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像□□□,為了研究民間寶卷,先去當個“臥底”。我引康德的話安慰虎彬:“我們能夠完滿地證明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與我們因親眼目睹而確信的東西一樣可靠的!”“但如果你發現你辛辛苦苦調查得來的材料都只是表面功夫,你怎么才能證明那些背后的東西呢?”虎彬反問我,我一時語塞,卻仍然固執地勸慰虎彬:“那就先把你親眼目睹而確信的東西發表出來,讓后人再去證明那些背后的東西吧!”我不知道,我的話對虎彬起過什么作用,虎彬也肯定不會只聽我一人的意見;但多年之后,虎彬終于把《河北民間后土地祇崇拜》(學苑出版社2015年)送給了我,扉頁上的題簽仍然稱我為“學長”而自謙為“弟”。
  《河北民間后土地祇崇拜》共六章,除了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多神崇拜中的一神獨尊”、第三章“廟祭傳統”和第四章“神社與壇祭”都是對民間信仰實踐的現象描述,只有第五章“廟宇和神社傳承的寶卷”和第六章“神祇與英雄的多重敘事”才是對民間信仰內容的理論分析。這樣的章節安排,顯示了虎彬自己對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論述更有信心,因為用“口頭程式理論”分析民間信仰的內容,才是虎彬的強項。但研究民間信仰實踐,僅僅是文本分析,工具絕對不敷使用,虎彬深深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猜,這才是他遲遲不愿輕易出版博士論文的學理緣故。虎彬的學術視野異常寬闊、學術志向非常遠大,但也正是因為學有涯而知無涯,虎彬才總顯得心事重重。
  這幾年,虎彬超出了他之前的專業訓練,先后發表了《從“科學的民俗研究”到“實踐的民俗學”》(《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回歸實踐主體的今日民俗學》(《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5期),關注學界新的實踐范式傾向,偶爾也提到我的名字,其中的一些判斷例如“民俗學存在的先決條件是什么?它是否需要一種超越性的純粹思辨來為自己設定一個先決條件?這種思辨是否可能為學科設定一個終極目的?”(《從“科學的民俗研究”到“實踐的民俗學”》)“實踐民俗學或者生活世界理論倡導者,其主要理論訴求是要求返回個人作為主體的自由意志。現在的情形是,實踐民俗學在理論反思層面已經取得觀念變革意義上的奠基性的成就,但是,從理論哲學到實踐哲學之間,還有許多需要突破的問題。其中主要有實踐的范疇過于寬泛,實踐研究在理論上的自反性,以及實踐研究實際操作難度等”(《回歸實踐主體的今日民俗學》),正是那些年同乘地鐵的途中,虎彬曾經向我提出,而我至今尚不能很好地回答的。
  從建國門到西單的地鐵,一共只有五站。我和虎彬,從建國門開始,或相向而立或并肩而坐,到了西單揮手揖別。就像我們各自的人生,各有不曾相識的過去,但有永遠相望的未來;其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站路同行,但就這幾站路,讓我們彼此欣賞、相互扶持。當然,在我們同行的過程中,只是我對虎彬有問必答,而虎彬對我卻經常笑而不答;于是在我的印象中,虎彬才總是在笑。說到同感之處,虎彬笑得那么開心;而說到不同意的地方,虎彬又笑得那么尷尬。因為虎彬視我為兄長,不愿當面反駁我;這樣,一遇到不同意我的時候,虎彬就會以笑代答,把自己臉上所有年輕的皺紋,都刻進了我永恒的記憶。

  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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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挽虎彬師兄


  2020年3月13日10點26分,師兄尹虎彬研究員病逝于北京,享年60歲!
  聞知噩耗,我好像被忽然襲來的悶棍打在頭頂上,兩天來一直渾渾噩噩。今年元旦過后的1月7日,應虎彬兄相邀去參加他指導的博士后的出站報告會,見到十分憔悴、虛弱的虎彬兄時,心頭雖然也曾閃過一絲不祥的感覺,但是,絕對沒有想到他會走的這么快、走的這么匆忙!疫情期間,連最后送別的儀式都無法舉行,只能夠在網絡世界中、在筆頭紙面上與師兄道別!
  我和虎彬兄雖然一直都在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圈子里,但仔細回想起來,我們的交往最早只能從2000年說起。
  2000年秋季學期開始,我到北京師范大學跟隨鐘老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那一年很幸運,與北師大民俗學專業2000級博士生一起,完整地聽了鐘老一個學期的課,等到第二年我們2001級入校時,鐘老已經于夏天住進友誼醫院,再也沒有能夠走進課堂。
  記得鐘老所授課程的名稱是“民俗學與民俗學史”,是給民俗學專業博士生一年級開設的,那年老人家已經98歲,但是一個學期他幾乎沒有缺過課。民俗學專業2000級博士生共有4位:尹虎彬、康麗、陳金文、楊秀。其中,虎彬師兄最年長(他生于1960年3月,長我三歲),陳金文年齡應該和我差不多,康麗、楊秀兩位都是70后了。
  我除了聽鐘老的課,其余時間幾乎全部用于學習英語,準備第二年的博士入學考試。我本科畢業便留校工作,沒有讀過碩士,英語還是1980年代初期上大學本科時學的公共外語的水平,而且已經撂下了十多年。與虎彬兄一起聽課,我倆又都是在職讀書,年齡也相近,因此許多話能夠說到一起。起初,虎彬兄很關心我的英語學習,時常會和我聊上幾句外語學習的事情,但他很快就發現我的英語水平實在太差,沒法對話,也就不太多說了。記得馬上就要參加博士入學考試了,他聽我說起,我連答題卡都沒有使用過,課后他專門留下來,用他自己畫的答題卡,詳細給我講解怎樣使用答題卡,甚至還講到填寫技巧——如果題目不會如何填寫有可能會多得分的竅門,最后還把他隨身帶的B2鉛筆和橡皮都給我留下了。
  虎彬兄是朝鮮族,我所接觸的民俗圈的少數民族學者外語都很好,他也是其中的一個。虎彬兄英語極好,曾去過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進修,還翻譯了口頭傳統研究領域的代表性著作——洛德的《故事的歌手》,與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成為倡導口頭傳統研究的重要學者。他還參加了民俗學民間文學領域著名的芬蘭暑校,親炙國際知名學者的教誨。
  2001年10月,我成為北師大民俗學專業2001級的博士研究生,成為鐘老生前最后招收的關門弟子之一,虎彬也成為了我的同門師兄。2002年1月鐘老以百歲高齡仙逝,鐘老指導的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和我三位在讀博士,作為老人家的“遺產”,一起轉到了劉魁立先生門下,我們繼續延續著同門師兄弟的緣分。虎彬兄和巴莫先我一年于2003年畢業,我2004年也順利獲得博士學位。
  此后數年,或因魁立老師同門的緣故,或因民俗學同業的機會,與虎彬兄有更多相聚。印象比較深的,2004年6月初,我論文答辯,虎彬兄和諸位同門都前來為我助陣,答辯會結束后的聚餐,魁立老師率領著大家一起都喝的十分盡興。2004年9月,為魁立老師70歲賀壽,同門諸位齊聚濟南和青州數日,虎彬兄也參加了,師生歡聚,其樂融融,留下許多難忘的記憶。2008年春天,我調入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工作,宗教所在社科院大樓8樓,民族文學所在11樓,因而與虎彬兄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
  在魁立老師指導的學生中,論入門先后,張雅欣是魁立老師指導的第一屆博士(2001年),林繼富是第二屆(2002年),我和虎彬兄、巴莫是鐘老去世后轉入魁立老師門下的(2002年),施愛東的博士后合作導師是魁立老師(2002),此后還有劉曉峰、李春園、孫冬寧等都更晚一些時間了。論年齡大小,虎彬是魁立老師弟子中的老大,也是我們這些同門的老兄。
  2014年10月,中國民俗學會第八屆代表大會在昆明云南大學召開。在這次大會上,中國民俗學會的會長、副會長采用了新的選舉方式:會長、副會長不提候選人,由常務理事會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在第八屆選舉中,虎彬兄當選為副會長,四年后的2018年11月,在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副會長。雖然,中國民俗學會的副會長不過是一個群眾性學術組織的榮譽職位,當選之后,只有為學會會員服務、為學科發展盡力的責任,沒有任何實惠,但是能夠連續兩屆當選,顯然是虎彬兄的學問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人品更為同仁們所贊譽的結果。
  2014年虎彬兄從民族文學研究所調入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那幾年恰逢民族所的多事之秋,擔任紀委書記、副所長的他工作一定比在民族文學所時忙多了,偶爾見面時看上去也勞累多了。但是,自2014年至2018年連續五年,無論工作多忙,中國民俗學會每年的年會虎彬兄都去參會,他曾經對我說,平時幫不了學會多少忙,年會時到會也是對學會的支持。
  虎彬兄和我都關注民間信仰研究領域,他的后土信仰研究(專著《河北民間后土地祇崇拜》)、民間信仰研究的新觀念(論文《傳承論的民間信仰研究》)等均是該領域廣受關注的優秀成果。特別是他關于后土信仰的研究,立足于扎實的田野調查,又結合清代以來的民間文獻資料,既有個案分析,又有理論探討,是后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虎彬兄一直在河北調研后土信仰,山西萬榮的后土祠自漢武帝以來就是后土崇祀中最重要的信仰空間,虎彬兄也一直有意去萬榮考察。2018年4月末,世界宗教研究所與山西萬榮縣人民政府聯合召開“2018年后土文化研討會”,我特別邀請了虎彬兄到會指導,會議期間,我們一同參加萬榮后土廟會,考察著名的萬榮后土祠,拜謁解州關帝廟,他的“謙和君子之風”,令參加會議的宗教所博士生至今難忘。
  虎彬兄為人處事極其低調,但他有自己嚴格遵守的做人做事的原則,而且在關鍵時刻總是能夠堅持原則。他輕易不公開評價人,但在酒后的氛圍中,在三五位知己好友的面前,他又會憤然直言,評說人事針針見血。在與朋友的交往中,他待友真誠,總是給人以鼓勵。
  虎彬兄最怕給人添麻煩,似乎從沒有聽說過他為了自己的事情找組織、求朋友。感覺中,無論是家事、還是工作中的麻煩事,他大多都是默默承受、獨力承擔,也很少向人傾訴。在他去年查出病來之后,做了放療、化療和手術,這個過程中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承受的,我和多位朋友都曾經聯系他要去探望,但他似乎拒絕了所有朋友的探望,怕給朋友們添麻煩應該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在幾次與虎彬兄聯系去探望都沒有應允之后,去年12月5日忽然接到他的微信,邀請我12月24日參加他指導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會,我非常高興的接受了邀請,并以為他能夠工作一定是病情好轉了。12月18日,他又微信我,告知報告會改了時間和地點。這些事情他完全可以交代學生們來做,但他卻是親力親為。1月7日谷宇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會,是由虎彬兄親自主持的,何星亮、曾少聰、張繼焦等出席。那天,虎彬兄面容憔悴,十分虛弱,但他精神很好,參加完報告會,還堅持留下來與大家一起晚餐,直到晚餐結束后在東來順餐廳門口與我們道別,看著我們離去。實在不愿意回想,那天的離別,竟成為今生今世與老兄的永訣!
  人生無常,天不假年!60歲,正是人文社科學者學術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刻。這兩天,虎彬兄的身影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也一直在想,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選擇,虎彬兄還會選擇他今生走過的道路嗎?虎彬兄不會回答我了,我也苦思不得答案。

        葉濤


  2020年3月15-16日 子夜


  文章來源:民俗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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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虎彬師兄


  沒想到這個春天有一場送別。
  虎彬師兄走了。
  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海外,雖然掛念國內的各位師友,卻疏于問候,總想著沒有消息就是好事,等回去了再把酒敘舊。萬沒想到噩耗不速而至。
  13日午后看到網上傳來的訃告,不敢相信,一連問了好幾位同門,不幸都得到證實。這時的大腦是空白的,直至看到悼念文上熟悉的身影變成黑白的影像,瞬間淚如雨下。
  難過沒有問候過身患病痛的師兄。同學期間,溫和的師兄總是那位輕言細語的解惑者,一笑泯萬愁。連日來手機里送別的跟帖不斷,也都在懷念師兄的平易近人、真摯謙遜。也曾聽說師兄在研究所班子里擔當重任的事,以后還調所開創局面。聽到的當然都是好消息,研究所蒸蒸日上,師兄的穩重、敬業也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認可和贊賞。當時心里就佩服不已,現在想來,研究所業務繁雜,尤其是進入一個新所,要平穩過渡都不是件容易事,更何況作出成績。師兄該是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即便這樣,他的案頭學問也沒有丟。出版后土崇拜研究專著、系統譯介口頭傳統理論,探討史詩研究、民俗學研究的范式和方向,這些學術成果正在今天的學術界發酵。可是,我的師兄卻走了,怎不令人痛心。
  前些年師兄和同事一起來韓國參加學術會議,記得那時正值秋高氣爽,我們登高遠眺層林盡染的首爾,相約待春暖花開還要再聚首,哪曾料到要一直等待下去。就這樣,在這個春天淚別師兄,不舍啊……
  不能送師兄一程,是我最大的遺憾。柜子里要藏上一瓶老酒,還為師兄留著。春天總要來,在這個漫天飛花的季節,懷念我親愛的虎彬師兄。
  虎彬師兄,一路走好。

  師妹:龐建春 叩上


  2020年3月15日,首爾鷹峰 追思


  (韓國漢陽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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