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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

上一篇 / 下一篇  2020-03-07 22:40:02

      進入三月以來,有關“禁食”野生動物的討論愈發多元。這不僅有更多曾經未發聲,現在發生的養殖戶,也有政府部門基于“前在法”的另行解讀,也有網友們基于個人思考給出的見解。總之,“禁野”的全民參與已經成為這次疫情的重要“看點”之一。對此,筆者通過閱讀相關報道和評論,再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從統一到爭論:對“禁食”的表述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針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以及提高“野生動物保護等級”以遏制“濫食野生動物”之“陋習”的呼聲,至今不絕于耳。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在2月2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下稱《決定》)發布以及相關部門及省市相繼發布或發出“征集意見稿”以“禁食”野生動物后,原本較為“統一”的“禁令”認同表述,則在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下產生了一些改變,而相關爭論也愈發走向理性。
       此外,部分針對特種飼養業的爭論也在相關部門的回應下有所解綁,特別是農業農村部(3月4日)對甲魚(中華鱉)、烏龜等列入國家重點保護經濟水生動物資源名錄》(2007年12月12日)的“不限制”認定,則讓不少“吃貨”松了一口氣。其實,筆者在前幾日以家鄉兩道菜——“霸王別姬”和“黿汁狗肉”——為主寫作了“三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希望能從民俗學的角度再度探討一下相關飲食問題,但正是因為查到了上述“名錄”而未發布(將改為“四談”擇日發布)。所以,當面對“新法”時,我們也不能盲目緊張,還是需要從歷時性的角度勘察一下既往未被廢止(依然在執行的)法律法規,如此我們似乎才能更好的看待并改變“一刀切”所引發的社會“不和諧”問題。
       正如鞠熙《“野味”究竟是什么味兒》所言,中國人對“野味”的多重使用,其實有著十分顯著的“上層”基礎,而這種表現至今未消的原因恰恰是“權貴階層”為彰顯地位以及少數有一定資產的所謂中產階層為“獵奇”引發的“濫食”問題。不過,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濫食”必須與普通民眾業已形成的飲食習俗相區別——這其中不僅有普通百姓的狩獵行為,也有因國家提倡而形成的養殖行為。
二、概念的明確:依然是立法的基礎和前提
       在現有的法規法規中,“人工養殖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系依然模糊。正如有報道所言,“人工養殖與野生之間的模糊界限,并不能成為隨意擴大禁食范圍與邊界的理由。既然人工養殖與野生之間存在夾纏不清的情形,就該想辦法做出具體的區分,厘清邊界,明確種屬,把以往含糊不清的分野搞得更清楚一些。”(龍之朱:《甲魚牛蛙不入禁食名錄:讓“禁野令”禁得更精準》,《新京報》2020年3月5日) 毫無疑問,厘清概念是立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第一步,這也是筆者在《也談“野生動物保護發”修訂》中首先提及的。如果不能把該設定的概念搞清楚(嚴謹解釋),注定會在成文法的執行中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已頒行的法律文本。
       目前,基于“禁食”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同樣需把這一問題放在關鍵位置。此外,如果不對既已頒行的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梳理,也將影響所謂“最嚴令”的后續實施。換言之,沿用、調整或廢止已經頒行的法律法規都將影響這一“最嚴令”的施行,以及“野生動物保護法”“水產法”“畜牧法”“防疫法”等的修訂和對接。所以,必須以全面的或整體的眼光對待這次修法動議
       或許,筆者的上述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但在很多基于政策號召而進行的特種養殖的群體面對“最嚴令”時,已然不僅是簡單的經濟損失問題,其背后或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村落、一個鄉鎮乃至一個市縣的“失業”和“返貧”問題。因此,在近幾日的報道的中,我們多能看到養殖戶的擔憂——僅見投入不見回收,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些“野生動物”,自己又該如何轉業,轉向何業。而針對《決定》中的“補償”[相關分析指出,這種補償“一般低于實際損失數額,甚至僅相當于實際損失的一小部分”(《全面“禁野”后,專家分析受影響養殖戶有哪些適用補償范圍》,《第一財經》2020年3月3日)]“轉業”等問題,任何一個公布了“禁令”的省市,尚未拿出方案,當然這也包括疫情最為嚴重的湖北省(2020年3月5日)。從內容上看,這些地方“決定”幾乎是在“抄襲”《決定》后頒行的,并未形成屬于地方性的具體方案。正如江德斌所言,“各地應盡快出臺支持相關產業的養殖戶轉型、再就業政策,幫扶被取消養殖資格的從業者順利轉入其它行業,讓他們免去后顧之憂”(江德斌:《全面“禁野”后,野生動物養殖急需退出機制》,光明網-時評頻道2020年3月5日)。
三、科技依賴與法律關聯
       通過近今天的報道不難發現,雖然絕大多數留言或評論依然站在支持“最嚴令”,對此筆者也極為贊同,但部分網民則在看到養殖戶的“傾訴”以及對“新冠”的新科學研究后,開始站在探討疫情究竟與野生動物之食用關系的“概率”角度,為養殖戶“說話”。畢竟現在的一切科學研究以及相關醫學、生物學專家都只是給予“可能”一詞,而其病原體和中間宿主也尚不確定,而這恰恰給不少人以“把柄”,從而走向另一個評述路徑。
       如今,“新冠”病毒已經發生變異的科研成果再一次引發人們對疫情的思考走向。因此,我們對醫學家、生物學家等科學家的依賴是否太重?科學研究需要周期,我們平常為什么不能積累一些防疫知識呢?相反,我們對吃喝玩樂的的追求以及育人過程中對分數和某一問題的重視是否太過?正如筆者在《再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中所言,“我們是否要如‘驚弓之鳥’‘杯弓蛇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般的生活”,回答是否定的。不過,我們除了立法“禁食”,更應“做的是提高‘警惕心理’,做好‘防疫宣傳工作’,制定科學的‘防疫辦法’和‘醫療體系’”,此外學校教育、醫用物資儲備及人口流動管理也是極為重要的(置于疾控中心建立的“直報系統”為什么會在本次疫情爆發中出現“卡殼”現象,是否也應當反思——科技雖能向善,但人心未必)。
       無人會反對野生動物與疾病傳播的關系,筆者也極力希望“最嚴禁食令”能夠早日以完整的法律體系落地,從而在結合系列防疫工作的基礎上,盡可能降低“野外病毒”對人本身的“軍事攻擊”。病毒對人的侵害不會因為現實的國界和種族而放過誰,也不會因為高低貴賤和民族不同而忘掉誰,只有全人類攜手方能戰勝它。在閱讀近日的報道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國家相關部委在特定養殖動物上對“一刀切”做法的改變,但這依然未能改變地方社會對“一刀切”的使用,故而有人認為,“日前,各地紛紛出臺地方禁食野生動物法規,并制定頒布《可食用動物名錄》,但存在標準不一,《名錄》混亂的問題”(江德斌:《全面“禁野”后,野生動物養殖急需退出機制》,光明網-時評頻道2020年3月5日),而地方法規在規范一地居民的行為時,是否還有要依據國家相關部委的法規呢,或許要,但實際執行階段可能又是另一局面(最怕“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因而需要更加嚴謹的上位法、下位法、同位法的關聯確認。
四、執法從嚴,保障食品安全
       雖然農業農村部已經將甲魚(中華鱉)、烏龜等“剔出”禁食行列,但依然有不少為國家“既往”政策所允許,甚至擁有“久遠”馴養歷史的特種養殖業還在“生存還是毀滅”的邊緣掙扎,如梅花鹿、竹鼠、蛇、孔雀、鵪鶉,以及筆者在《再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中提到的寵物動物等。對此,我們已然不能僅想著“吃”這一點,否則就有讓人感覺是相關主管部門“甩包”以不給自己添麻煩的嫌疑了。我們需要重視特種養殖的審批授予,也應做到各個步驟的檢疫工作。雖然有網友認為,馴養類野生動物有上百種,每種動物的檢疫標準肯定不一樣,這勢必會增加相關部門及檢疫員的壓力,更重要的是,現在的相關專業人員培養也是比較欠缺的。的確,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現實問題的存在,但這是否是施行“一刀切”的借口呢?那么為什么過去不能預見這一問題,以致疫情發展到如此狀態?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普通百姓不了解,而在于相關部門及部分“上位者”的自我放縱。因為,對于諸如筆者這樣的工薪階層,是沒資格也不會嘗試“野味”的。
       鐘南山院士曾言,“從過去幾十年發生的急性傳染病的情況來看,接近80%都是從動物來的。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特別是有的地方吃野生動物,一些動物所帶的病毒就往往會傳給人。”。(《鐘南山: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在中國》,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2020年2月27日)然而,這些野生動物究竟是什么野生動物?是經過檢驗檢疫的馴養野生動物?還是非法獵捕于野外的野生動物?從相關案件報道中可以看到,大量動物活體、尸體或肉制品等的走私的確是不在馴養范圍內的野生動物,特別是近年曝光度極其高漲的穿山甲和蝙蝠。雖然也有網友提到,不少養殖場也會向村民收購其獵捕來的野生動物以充當馴養野生動物進行售賣,而另有網友則指出,馴養野生動物的價格與真正野生動物的價格不能比,哪家養殖場會為幾只幾十只野生動物而浪費資源。或許兩者皆有可能,畢竟筆者沒有做過相關調查。不過,無論兩類講述是否是矛盾或屬實的,執法部門的定期和不定期檢查、檢疫與審核等都是不能懈怠的且需從嚴的,而這或許正是既往相關案情不能及時發現的關鍵所在。保障人民群眾的食品安全,不僅是食藥監部門的責任,也是農業部門的義務。
五、“黑白名單”制度,可否?
       針對野生動物的“禁食”規定是大快人心的一項制度,但“一刀切”的立法傾向已然引發不少爭議。正如對此,部分學者也給出了一些解決辦法,尤其是對野生動物制定更為明確的分類名錄。例如,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主任楊朝霞就曾表示,“禁食野生動物是一項牽涉領域廣泛、利益關系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站在生態文明、生物安全、健康中國、小康社會、社會主義的高度,進行統籌兼顧和全面協調,切忌主觀武斷、極端片面”,因而他對未來的法律修繕提出“從‘保護動物’‘疫源動物’‘可食動物’和‘其他動物’四方面考慮。一是修訂作為禁食名錄的‘保護動物’名錄,將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三有動物’(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的范圍和級別進行擴充和調整。二是制定作為禁食名錄的‘疫源動物’名錄,基于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的目的,將蝙蝠、果子貍、穿山甲、竹鼠、獾等有科學證據證明有可能攜帶傳染病病毒的野生動物納入名錄。三是制定作為野生動物藥材資源的‘可食動物’名錄,具體可由國務院中醫藥、衛生健康等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作為必要的藥膳)。四是制定作為人工繁育動物的‘可食動物’名錄。”(《疫情下的“野生動物禁食令”:鱷魚鴕鳥梅花鹿這些養殖動物,還能吃嗎?》,鳳凰星,2020年3月2日
       其實,早在2020年2月13號的《南京都市報》報道中,就有多位學者提出了不盡相同的“名錄”方案,如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朱啟臻就認為政府部門應當設立“養殖名錄”;雖然上海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長秋對名錄設置更加謹慎,但依然表示“國家制定允許食用的野生動物清單應最大可能的縮減列入清單的動物范圍”,可見他也贊同“清單制度”;北京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張立則表示“或可通過重新調整相關名錄減少野生動物進入市場”(《<野生動物保護法>緊急啟動修訂,應全面禁食野味還是有限允許》,《南方都市報》2020年2月13日)。而民建33名上海政協委員則聯名提案,建議“探索建立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黑名單和白名單制度”,“黑名單是明確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名錄,白名單是可以食用的野生動物名錄”。(張駿:《鴿子能吃鵪鶉不能吃?33名政協委員建議加快地方立法,探索禁食野生動物黑白名單制度》,上觀新聞,2020年3月3日)盡管也有學者對“黑白名單”表示否認,但也僅是對“網傳”所謂“黑白名單”的否認(《北林大野生動物研究所所長:禁食野生動物不存在“黑白名單”》,澎湃新聞,2020年3月5日)。因此,在筆者看來,在現有的各類“野生動物名錄”基礎上進行細化,也不失為一種“保護”策略,但究竟要如何制定,基于何種考慮來制定,還需進一步謹慎考慮。
六、圈定名單不易,退出機制又該如何設定
       當《決定》剛剛下發時,各色人等的解讀、爭論隨著相關“前在法”的浮出而被消解。可是,上述諸多問題卻并未因此而徹底化解。面對大量不再任何“名錄”中的所謂“野生動物”及其從業人員的處理依然處于“焦灼狀態”。現有的“名錄”或許可以暫時解決部分問題,但相關學者提出的“名單”制度體系在當代的操作層面確實較為困難,而“緩沖期”的概念可能是一劑良藥,卻也蘊含較大風險——疫情過后,是否會反彈。因此,“退出機制”也成為“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選擇項。
       在江德斌看來,“基于環境保護、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等方面的綜合考慮,更需要盡快出臺細則,厘清可食用野生動物的范疇,令食用野生動物養殖產業有章可循。同時,需要對相關產業的后續處理方式予以明確,建立科學有序的退出機制”(江德斌:《全面“禁野”后,野生動物養殖急需退出機制》,光明網-時評頻道2020年3月5日)。可是,這種“退出機制”該如何制定?在筆者看來,一個特種養殖的誕生不僅是適應相關政策的正常行為,可是廣義農業生產與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其養殖技術的發展是否成熟需要一定的標準加以衡量,而一旦取得了相應的“資質”,是否在某些特殊事件的影響下就要推出,不僅需要合法處理,也需合理應對。
       就如很多網友提到的,雞有禽流感、豬有豬流感和“豬瘟”、牛有瘋牛病和口蹄疫等,這是否就要全面禁食,儼然不行。同樣,一些飲水,甚至直接的呼吸也可造成疫病流行,那么我們是否不要喝水,不用呼吸了呢?這顯然有些危言聳聽,但制定更加明確的動物(當然也包括植物)“名單”,以調整甚或取代現有名錄體系,不失為一個合法、合理又有效的方法。
七、法律的協調是基礎,執法的嚴明是保障
       雖然筆者并不贊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蛙類養殖專業委員會所寫《野生動物養殖是人類祖先的偉大創舉》(此文現已不存,該委員會也被其上級撤掉,但反過頭看,部分養殖蛙已不在“禁食”之列,那么此委員會是否還會“死灰復燃”?),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微妙關系——“可用”是人,“當禁”也是人,而野生動物完全處于被動局面,這就是人作為“萬靈之主”的行徑?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在以自己的想法強加他人,用自己所謂的文明束縛他者的習俗——盡管某些做法是“殘忍”的或“不潔的”。保護野生動物是人類應盡的公益行為,但面對“以人為本”的“人權”問題時,以“動物權”為代表的“自然權”究竟該如何釋放,則成為擺在人類面前的一道難題。畢竟人類的歷史發展離不開野生動物,某些野生動物也同人類建立起一定的協調關系。
       面對“禁令”,深圳一位人大代表在本地“決定(征求意見稿)”引發爭議的同時,表示“科學制定禁食條例,以免與現行法律法規沖突”,而“禁食龜、甲魚不符合國家現行法律”,而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關于《草案》說明里解釋說:“對于社會比較關注的經人工繁育、飼養的龜、甲魚、蛇、鳥、昆蟲等野生動物,也具有不小的疫病傳播風險,無法保證食用的安全性,為此《征求意見稿》將上述動物排除在可食用動物范圍之外。”(《甲魚獲免死金牌,牛蛙將何去何從?圈定禁食名單是道難題》,上觀新聞,2020年3月6日)。很顯然,立法主體與人大代表之間的表述出現了極為顯著的認知差異,前者是從尚不確定的“科學認定”出發,而后者則從現行法律著手。
      上述差異并不只此一例。畢竟從剛開始的《決定》到相關部門的“執行文件”,再到后來的“發布會解答(讀)”,公眾、媒體、專家以及官員等,都可謂是在“摸爬滾打”中逐步意識到科學與法律、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與法律(法規/部門規章)之間的協調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其關鍵因素就在于我們對本次“修法”的目的尚未認清,而其中涉及的各種動物名錄也五花八門。更重要的是,隨著地方行政權力的全面介入,讓原本較為平和的野生動物保護問題變得千差萬別。然而,現在的人口流動已然打破了原來的飲食規則,特別是在大城市中,多元的飲食習俗逐漸雜糅,加之特種養殖的地方生根,已經很難回歸所謂的“土著時代”。因此,將純粹的利益之爭上升到公共衛生的普世價值層面也是在所難免的全民舉動。
       可是,法律之間的模糊界限,包括國家法律和地方法規范,在行政權力的地方化過程中,的確會出現上下不協調甚至沖突的局面,這正是筆者在前文所談到的,如何避免“強龍難壓地頭蛇”的問題。這就要求立法者、研法者、執法者以及習法者在制定法律、解釋法律、執行法律、利用法律的過程中,自覺而謹慎地將法律之間的模糊界限清晰化——我國法律法規需要更加系統的呈現,而這不僅只是嘴上說,更需要在法律法規間的對接方面下足功夫——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否則,這不僅會給立法帶來不確定因素,也會給執法帶來成本增加的影響,更會給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機或較低的違法成本。此外,還需提及(按不作深論)的一個問題是,我國法律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地方法”或“下位法”先行的狀況,這是否會影響更具有普適性的“國家法”或“上位法”的制定,從而又反過來影響“地方法”或“下位法”的修訂或重制,也是需要直面的一個問題。
八、結語
       總之,野生動物所攜帶的病毒和病菌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極其顯在的威脅,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因此,禁止“食”“用”“買”“賣”“狩”“捕”野生動物也是極為正常的人類所需,而這很難有人會反對。不過,人與野生動物果真能分得開的嗎?在筆者看來,這是癡人說夢。可以說,人類無時無刻不在與野生動物打交道,難道因為懼怕潛在的危險,就放棄生存的勇氣,喪失與自然“親近”的柔情?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更不能只重科學技術而忽略人文關懷。因此,以法律束縛人的行為,以道德強化人的精神,法治與德治并重方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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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修訂 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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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法

孟令法

孟令法,字弦德,號德才,別號超然居士、清廉素君;研究方向:區域民俗(民間信仰與口頭傳統)、畬族社會文化史;愛好特長:書法、中國畫、篆刻;宗教信仰:佛教(禪宗)。人生信條:情執是苦惱的原因,放下情執,才能得到自在;人生立志:習華夏精神之真味,開中華學術之新貌,傳萬世寶典之美文,繼仁德大師之楷模,從空山細雨之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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